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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第36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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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

杨云彦,石智雷

2012, 36(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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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地区家庭禀赋对个人的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学术界予以更多的关注。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文章通过构建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的回流决策两个计量模型来进行经验论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劳动力。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阻碍家庭外出务工成员的回流。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起初随着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的增长而上升,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下降。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另外,分析显示年轻一代劳动力和第一代劳动力对家庭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利用是有差异的。

预期寿命增长、年龄结构改变与我国国民储蓄率

范叙春,朱保华

2012, 36(4):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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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逐步增长是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两个典型特征,而年龄阶段不同,个人的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也不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在选定相关分析指标的基础上,文章使用我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和年龄结构改变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结论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提高了我国国民储蓄率;不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对此,文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我们发现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稳健的。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路径与目标选择

陈卫民

2012, 36(4):  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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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方向与发达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发达国家"去家庭化"的方向相反,我国家庭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家庭化",即基于家庭责任前提构建福利保障体系,通过强化家庭功能实现为公民提供福利和保障的目标。我国的家庭政策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补充社会福利发展水平低造成的保障程度不足,提升家庭自身福利供给和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家庭变化产生的问题,调整社会福利配给和组织方式,扩大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福利保障。我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要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重点,包括就业支持政策和供养家庭支持政策两大类。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

吴帆,李建民

2012, 36(4):  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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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支持、经济、学习、社会交往与风险应对等6 个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家庭内部建设与外部社会支持两个途径得以实现。但是，在家庭变迁加剧，家庭功能弱化、转化、外化与社会化的背景下，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因此，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与需求的变化，深入探讨我国居民家庭面临的困境，将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对象，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

西方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盛亦男,杨文庄

2012, 36(4):  4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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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国家早期的家庭政策是通过普适性的福利性手段减少家庭贫困,全面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完成人口转变之后,家庭的发展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为达到国家的人口战略目标,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从覆盖全民的福利性保障,逐渐转为在保证福利的同时,更加注重鼓励生育。当前西方国家在家庭政策的实施中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工具包括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产假、生育补贴和工作保护,以及儿童看护和教育政策。依据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的已有经验,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可以采取"保基本、广覆盖、福利与调控人口并重"的政策路线。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山区人口分布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

张耀军，任正委

2012, 36(4):  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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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人口分布受多种经济、社会等非空间因素的影响外,还与不同区域的地理分布有密切关系。文章以贵州省毕节地区为例,以乡镇区域为研究单元,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分析方法,兼与全局普通二乘法(OLS)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人口密度和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的空间相关关系。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对毕节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大于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海拔对毕节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不如坡度的影响显著;综合经济实力、城镇化水平、交通条件和地形条件的好坏与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大小呈反相关,而医疗条件的好坏与其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大小呈正相关。因此,"加强城镇建设、鼓励人口聚集,加强生态移民工作、保护资源环境"是未来毕节地区相关政策的基础。

中国高龄老人的老化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黄匡时，陆杰华，科克·斯考特

2012, 36(4):  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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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中国高龄老人虚弱指数随年龄变化速度来估算个体的老化率,发现高龄老人的老化率呈锥形分布,高度收敛于其平均值,且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平均值趋于一致,即大约每年2%～2.5%老化速度。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早期变量还是当前变量,最多只能解释16%的个体老化率的变化,这间接说明个体老化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既不是早期经历也不是当前生活状况。此外,研究还发现,早期和现在有规律的运动、病重时有足够的医疗服务和在日常开支上有充足的财政支持,有助于一定程度上减慢个体的老化速度。不过,多数假设影响老化率的变量在本研究中的大多数模型中并不显著,这些变量包括出生地、现居住地、婚姻次数、现在的婚姻状态、早期的经济和医疗条件、幼年时期的饥饿经历、早期的喝酒和抽烟经历等。

人口特征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深圳和重庆数据的分析

张宗益，杜鹏，汪锋

2012, 36(4):  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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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深圳市和重庆市两座城市2005年7月的居民抽样调查数据,运用基于人口特征的收入差距群体分解方法对两市的收入分配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发现,虽然深圳市的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大于重庆市,但一些代表个人身份的特征,如城市户籍、民族等因素,在深圳市城市居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却明显小于重庆市。在两座城市,就业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城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最主要的因素。由于就业行业与受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教育投入,强化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防止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出现和扩大,对于防范中国经济由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风险意义重大。

男男性服务群体的性、性网络、艾滋风险——以东北地区为例

富晓星，Lei Zhang，Eric P.F.Chow，马铁成

2012, 36(4):  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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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服务者是近些年来地下性产业中的新兴群体,其在性身份认同、服务分层、组织类别等方面呈现出比女性性服务者更为复杂的生存样态。同时,艾滋病在男男性接触群体的迅猛传播,也使男男性服务者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干预对象。文章采用参与观察、个案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的定性研究方法,对我国东北地区男男性服务网络进行调研和分析,对商业性网络的隐秘特征和运行机制、男男性服务者的多元性存在状态进行文化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性取向群体、不同场所、不同服务种类的艾滋病风险因素并给予社会科学的干预建议。

由赴港生子到生育公地悲剧的认识

朱中仕，陈华

2012, 36(4):  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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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港生子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新的人口现象,且多是能领社会风习之先的富人所为,其中必具诸多预示性内涵。文章通过现象解析、模型推演,证明在存在性别偏好的条件下,孩子的数量质量替代率下降;放宽约束条件后,富人更具多生的潜能;进而对理性家庭最优生育选择必将导致的生育公地悲剧展开理论探讨;并佐以浙江省近年来人口发展资料,揭示出在目前我国人口发展新情境中,部分富人,尤其是民营企业主的生育意愿有被激活且渐行释放的迹象,经济发达地区的生育率似有持续走高之势,生育率反弹的势能似在不断增强。藉此,应该继续维持现有政策执行力,增强新型生育文化的引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