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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家庭生育决策中的性别议价与生育意愿实现
    卿石松, 王嘉昊, 陆曦
    人口研究    2025, 49 (5): 115-128.  
    摘要2807)      PDF (1261KB)(234)    收藏
    在低生育率与性别平等议题交织的背景下,厘清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夫妻配对视角,采用对角参照模型识别夫妻各自生育意愿对家庭生育行为的相对影响,并揭示其中所体现的性别权力结构。结果显示,家庭生育行为高度依赖于夫妻生育意愿的一致性,夫妻偏好协同具有显著的行为转化效应;当夫妻生育意愿存在分歧时,丈夫的生育意愿更易主导家庭生育行为,凸显了丈夫在生育决策上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分析发现,育有男孩、在城市居住以及妻子学历高于丈夫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妻子的议价能力,但难以实质性改变深嵌于父权文化中的性别权力结构。本研究拓展了对家庭生育决策机制的理解,并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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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子女性别结构对夫妻生育理由的影响——基于生育后评判视角的分析
    申探明
    人口研究    2025, 49 (4): 117-132.  
    摘要1063)      PDF (1194KB)(308)    收藏
    生育理由位于生育行为的前端,但生养“儿”与“女”的经历,会不断重塑夫妻双方的生育理由。构建生育理由的四向度分析框架,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子女性别结构对夫妻生育理由的影响。研究发现,丈夫偏重家庭主义、经济效用向度的生育理由,妻子偏重个体-情感向度的生育理由,居民生育观念中存在“性别平等困境”;从子女“性别-数量”结构看,同类型的子女性别结构下,子女数量越多,夫妻生育理由综合值越高;从子女“性别-年龄”结构看,“兄-妹”组合是令夫妻更满意的子女结构,其中的作用机制可能是这类夫妻的性别角色规范更趋传统;从子女“性别-经济”结构看,与儿子或女儿在经济上是一家人分别同妻子或丈夫的个体-经济向度的生育理由赋分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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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朱莉, 黄柏林, 刘呈军, 彭刚
    人口研究    2024, 48 (1): 118-132.  
    摘要2537)      PDF (1245KB)(1232)    收藏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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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宋健, 胡波, 姜春云, 陈文琪
    人口研究    2023, 47 (5): 74-87.  
    摘要2902)      PDF (1379KB)(4412)    收藏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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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张现苓, 盛亦男
    人口研究    2023, 47 (5): 88-101.  
    摘要3696)      PDF (1695KB)(2935)    收藏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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