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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是最好的养老：老龄社会背景下老年学习服务体系建构

吴玉韶, 李晶

人口研究 2025, 49 (2): 3-16.

摘要（2062）

PDF （1269KB）（293）

中国的老年教育发端于老干部大学，其后作为老龄事业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和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迅速发展，但长期存在结构失衡和供给不足问题。在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老年人学习需求不断提升，如何推进既能满足老年人学习需求又适应老龄社会发展的老年教育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老年人学习既是权利也是责任，符合个人和社会的共同利益。构建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的老年学习服务体系是扩大老年教育供给的前提。可通过促进老年教育跨部门和领域的深度有机融合、优先发展基础老年教育、推动老年文化教育产业发展、提高老年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创造友善学习环境等措施，创新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老年教育和多主体共担的发展性学习服务共同构成的老年学习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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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新形势、人口研究重要使命及人口工作优先任务

谢东虹, 段成荣

人口研究 2025, 49 (2): 17-31.

摘要（3108）

PDF （1281KB）（408）

新时代以来，中国人口国情发生深刻变化，呈现出人口总量持续减少、年龄结构加速老化、人口素质稳步提升、区域人口增减分化愈加明显以及民族间互动显著增强等趋势性特征，给人口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人口研究需要实现从“解题破题”到“学科筑基”的跨越，并最终推动“治理升级”。回应时代命题、建构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特色的人口治理思路创新和治理体系转变，成为新时代人口研究的重要使命。为此，人口工作需紧跟时代步伐，聚焦5个方面的优先任务：整合数据资源，深化大数据技术应用；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统筹教育改革，推进科技人才体制机制创新；厘清迁移转变规律，加强国际移民治理；促进民族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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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代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变动：基于3个视角的分析

王跃生

人口研究 2024, 48 (4): 33-50.

摘要（2615）

PDF （1290KB）（773）

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短表汇总数据、长表汇总数据和长表1%抽样数据，从3个视角分析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变动。短表汇总数据显示，有 2个老年人的家庭户中，老年夫妇独居比例超过55%，并且城乡有很强的趋同性；有1个老年人的家庭户中，老年单人独居比例超过36%。长表汇总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入住机构养老的比例不足1%；老年人居住方式有较明显的性别差异，高龄阶段尤其显著，男性多在有配偶的家庭户中生活，女性与子女同住超过半数。长表1%抽样数据显示，老年人中夫妇家庭户和单人户的比例合计超过50%，城乡趋同性突出。就整体而言，中国老年人已进入独居为主导的时代。政府、社会和家庭应努力为居家老年人创造舒适且风险较小的生活和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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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拾遗补阙”到“不可替代”：数字素养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影响

陈南旭, 李宇轩, 吴继煜

人口研究 2024, 48 (4): 51-68.

摘要（2132）

PDF （1322KB）（3576）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素养提升为退休群体重新实现自我价值、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新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二元Logit和Probit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素养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素养提升显著促进了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退休群体学习投入较高时更强；社会融入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是数字素养提升促进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主要作用机制，信息获取效应能否发挥作用则取决于退休群体的信息甄别能力；数字素养提升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退休群体中更强。建议制定差异化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构建老有所为的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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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拓展研究

陈友华, 杨慧康

人口研究 2024, 48 (3): 35-51.

摘要（2231）

PDF （1315KB）（956）

考德威尔从微观家庭角度提出了代际财富流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关系变革尤其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导致了生育率转变。该理论无疑具有独创性，但存在应用性与解释力问题。在代际财富流理论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尝试将其核心概念和最关键命题操作化，并借助国民转移账户(NTA)项目提供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对其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发现，将公共层面的代际财富流引入，可形成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6种组合类型；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了变化，导致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经历由向下到向上的转变；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受到人口结构和年龄别平均转移量的影响。拓展后的解释框架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财富转移和生育率转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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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评价——基于城市群经济效益的分析

童玉芬, 韩佳宾, 杨艳飞

人口研究 2024, 48 (3): 52-64.

摘要（1764）

PDF （1244KB）（558）

城市群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以城市群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理论推导出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指数(E-Zipf)公式，利用2010~2020年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测算得出E-Zipf指数，并根据该标准对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现状进行合理性评价。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的E-Zipf指数为1.33，高于Zipf等于1的一般标准；以E-Zipf等于1.33为标准，与传统Zipf等于1的标准相比，有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是集聚不足而非集聚过度；合理性分类结果显示，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处于合理范围，5个存在集聚过度，8个存在集聚不足。建议分类施策，积极引导集聚过度城市群疏解中心城市人口、适当发展外围城市，而集聚不足城市群则需要进一步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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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与顶层设计

都阳, 程杰, 曲玥

人口研究 2024, 48 (2): 3-16.

摘要（1656）

PDF （1251KB）（420）

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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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口惯性变动：概念、成因与实证——兼论与人口动量的差异

周长洪, 茅倬彦

人口研究 2024, 48 (2): 17-29.

摘要（3337）

PDF （1248KB）（1478）

人口惯性变动与人口动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口惯性变动是指人口增减转变滞后于生育率高低转变的现象，人口动量反映的是假设生育率立刻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幅度，是一种虚拟结果，实际发生的人口惯性变动现象包含的信息比人口动量更丰富。生育的代际更替滞后效应是导致人口惯性变动的根本原因，并决定了人口惯性变动标准期。人口实际惯性变动期长短受惯性变动期间生育率高低和移民规模大小的影响，人口惯性增减幅度则受进入惯性变动期之前数十年间生育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已完成人口惯性增长全过程，实际惯性增长期长达30~50年；英国、法国、泰国、巴西正处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大约在21世纪中叶前后才会结束惯性增长。目前，世界上尚未有任何国家进入人口惯性负增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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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传统人口学在当代中国发展之局限与未来展望

王雪辉, 彭希哲

人口研究 2023, 47 (6): 65-77.

摘要（1605）

PDF （1216KB）（906）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中国人口变迁凸显出种种独特的文化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许多传统人口学的概念、指标、理论都难以精准地分析和诠释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传统人口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部分指标的时代性明显不足以及尚未有效本土化,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和家庭研究领域的指标均为此类局限性的典型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和快速的人口转变为人口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场景,当代中国人口学未来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在继承传统人口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新特征以延续人口学的长期发展轨迹,同时遵循时代性、本土化、拓展性和国际化的理念,对传统人口学指标体系和理论框架进行改良或创新,不断推动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为世界人口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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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婚育文化的变迁及其人口学影响

石人炳, 王俊

人口研究 2023, 47 (6): 78-90.

摘要（2597）

PDF （1237KB）（1739）

以往有关中国婚育文化变迁的研究,对不同类型婚育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深层次社会经济背景讨论不足。通过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考察,研究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的婚育行为受到家族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以“传宗接代”“早生多生”“多子多福”为核心思想的家族主义婚育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当下中国社会蔓延,物质主义逐渐取代家族主义,成为婚育文化的新的主导力量。物质主义婚育文化本质上是低生育文化,它通过一系列中介因素作用于个体的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导致民众“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适度提高生育水平,需要弱化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形塑一个既有个人自主性又有社群向心力的健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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