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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健康优势到健康劣势:乡城流动人口中的“流行病学悖论”
李建民 王婷 孙智帅
人口研究 2018, 42 (
6
): 46-6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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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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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14年CLDS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Fairlie因素分解方法,分析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健康差距的变化趋势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流动具有内生于流动过程的健康损耗效应,存在“流行病学悖论”。流动初期,乡城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优于城镇居民,随着时间增加,此优势逐渐消损,直至差于城镇居民。(2)“健康维持因素”和“健康损耗因素”是造成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健康差距的重要原因,其中“健康损耗因素”更为显著。构成两个因素的全部变量中,“收入剥夺指数”、“夫妻同住”、“居住环境”及“工作强度”4个变量对健康差距的贡献率位居前四。(3)男女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变化趋势与全样本一致,且符合“健康性别悖论”,不同因素对男女健康的影响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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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
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15, 39 (
1
): 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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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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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本世纪10 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和人口双双进入了“新常态”。这两个新常态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模式和步伐。人口变量不仅是影响消费市场的决定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还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各个要素市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的长期均衡。因此,人口新常态不仅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决定因素之一,同时也是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条件。文章在明确我国人口新常态的性质及其5 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新常态下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结构入手,分析人口新常态对新常态经济影响的具体路径,探讨人口新常态各种可能的经济后果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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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秦佳,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13, 37 (
2
): 25-4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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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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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文章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正自相关性是造成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会改变其他因素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利用控制了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地区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第二、三产业就业水平和产值水平,以及人均GDP的差距是造成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且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在东部的作用。与一些研究文献的结论不同,本文在控制主要因素后发现,财政支出水平、出口规模、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发展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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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分析
吴帆,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12, 36 (
4
): 37-4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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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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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支持、经济、学习、社会交往与风险应对等6 个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家庭内部建设与外部社会支持两个途径得以实现。但是,在家庭变迁加剧,家庭功能弱化、转化、外化与社会化的背景下,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因此,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与需求的变化,深入探讨我国居民家庭面临的困境,将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对象,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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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时期的老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李建民,杜鹏,桂世勋,张翼
人口研究 2011, 35 (
4
): 30-4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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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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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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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201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78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了1.19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7%,分别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提高了2.93和1.9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并且还将继续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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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眸与思考:《公开信》发表30年
解振明,邬沧萍,张敏才,邓垚,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10, 34 (
4
): 28-5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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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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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ptember 25,1980,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CCPC) issued Public Letter on the Control of China’s Population Growth to All Communist Members and Youth League Members,and in the next day,the People’s Daily published this letter with the title of "CCCPC Calls for all Communist Members and Youth League Members to Have Only One Child." Thirty years has passed since then,and the letter has exerted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hina’s fertilityrate,overall population profiles,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commemorate such important event,this forum has invited three scholars,Cangping Wu,Mincai Zhang,and Jianmin Li,to express their understanding on the effect of the Public Letter. While different in some aspects,they share similar opinions on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ssues. First,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child-per-couple policy is necessary to facilidat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Second,due to its overemphasis on the role of population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while neglect of the feed-back effect of the latter on population,new issues and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low fertility rate have emerged. Third,China has to face,examine and understand these new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Finally,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follow the path of comprehensively solving population issues,building population-balanced and human-oriente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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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
于学军,翟振武,杨凡,李建民,穆光宗
人口研究 2010, 34 (
3
): 40-52.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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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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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a country,and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and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behaviors determine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ll of the three factors into account.Corresponding to this consideration,the Central Commi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lled for "striving to build resources-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a few years ago,but why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was excluded from this call? Given this,the leading party group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proposed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which caught much research attention,and received responses from local family planning workers.How to translate a good idea into a theory,and then into practice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Hence,this forum,"Why a Population-Balanced Society should be Built," brings together three scholars,Zhai Zhenwu,Li Jianmin,and Mu Guangzong who are specialized in this area,to discuss this issue in a greater detail.They have defined the concept of population-balanced development,explored feasible channels to realize such society,and pointed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n this topic.As Professor Li points out,population-balanced development is a long-term,historical process;we should neither be too anxious for quick success,nor do nothing.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how fast we can go,but whether we are in the right direction,and step forward towards that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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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中国人口60年
原新,邬沧萍,李建民,王桂新,桂世勋
人口研究 2009, 33 (
5
): 42-6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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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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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1/ 3世纪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型,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步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奇迹。
第一,总人口经历了自发快速增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初) 、严格控制增长(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 、稳定低生育水平(19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5年)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2006年以来)四个发展阶段,相应的人口规模从1954年的6亿增至1964年的7亿,1974年超过9亿,1994年达到12亿,2004年为13亿,平均净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从10年缩短至5年,再延长至7年,最终又轮回到10年。人口快速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结果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在2008年首次下降到20%以下,而且人口的出生率和生育率指标几乎与发达国家一致(PRB,2008) 。
第二,人口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处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实现了年轻型经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跨越,按照老龄化水平达到10%(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标准推算,中国人口在1999年就已经实现了老年型,把中国推入老龄社会行列,目前,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 60亿,老龄化水平为12. 04%,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劳动力资源规模庞大,达到9. 16亿(15~59岁) ,占总人口69. 01%,是劳动力资源供给最为丰富的人口红利期,就业压力空前巨大;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在男孩偏好、传统文化、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期失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在120(女=100)的高位上徘徊数年。
第三,人口流动自由化、规模化、定向化,虽然二元户籍制度的篱笆并没有被拆除,但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已经普遍,每年大约有2亿左右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往返,既调剂了城乡劳动力的余缺,又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
总体上,人口数量庞大仍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长远看,人口素质、结构、分布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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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的生育革命
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09, 33 (
1
): 1-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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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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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生育革命的动力机制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生育革命动力结构的理论模型,并根据主导动力机制的不同类型把生育革命划为三个阶段:死亡率转变驱动阶段、生育意愿转变驱动阶段、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生育革命虽然有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进,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仍是这场革命的深层动因。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生育率下降更是体现了生育革命的本质。文章认为,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开始进入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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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现状、趋势与问题
李建民,原新,陈卫民,朱镜德,黄乾,姚从容,吴帆
人口研究 2007, 31 (
1
): 33-4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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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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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人口转变、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的社会分层及人口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复杂。必须对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应该把解决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及统筹协调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作为人口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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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未富先老”了吗?
姜向群,李建民,杜鹏,杨慧
人口研究 2006, 30 (
6
): 23-37.
摘要
(
16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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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
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04, 28 (
6
): 2-1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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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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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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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生育率水平出现了迅速的转变 ,特别是 1 992年我国确立了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以来 ,生育率水平更是进一步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如果说 ,生育率的迅速转变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启动的 ,那么 ,在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应该主要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同时 ,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 ,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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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以人为本
陈卫,李建民,于学军,周皓
人口研究 2004, 28 (
2
): 37-46.
摘要
(
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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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以人为本”的提出尽管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但是它从来没有像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尤其是 1 994年开罗人发大会以来 ,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识和接受。 1 994年开罗人发大会提出 ,一切人口与发展活动都应以人 (humanbeings)而不是人的数量 (humannumbers)为中心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 (human -centereddevelopment)。这是基于国际上一味追求经济增长 ,忽视社会发展 ,忽视人的需求和人的福祉增进 ,从而损害了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 ,导致“有增长而无发展”和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现状而提出和强调的。与此类似 ,在计划生育领域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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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农”问题:人口学家如是说
本刊编辑部,朱国宏,于学军,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03, 27 (
2
): 13-21.
摘要
(
1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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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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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三农问题”可能是时下学界关注度最高的问题之一。 2 0 0 3年 2月底我在撰写本次论坛背景的时候曾上网检索“三农问题” ,结果雅虎网站出现了 2 2 1 1 9个有关“三农问题”的网页。在 2 0 0 3年春的两会上 ,三农问题成了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 3月 1 7日的雅虎搜索引擎上出现了 86994个相关网页。纵观学术传统 ,对我国三农问题的观察有两个经典的视角 ,即经济学和社会学。经济学家的观点是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 ,解决“三农”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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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后人口转变论
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00, 24 (
4
): 9-13.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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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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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人口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前人口转变时代、人口转变时代和后人口转变时代。后人口转变时代又有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准均衡发展阶段;二是稳定均衡发展阶段。我国人口转变在20世纪末已经完成,现在已进入了后人口转变时代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该阶段是我国人口发展的更为关键的时期,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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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
江亦曼,乔晓春,于学军,李建民,原新,解振明,杨书章,刘鸿雁,陈卫,姚宗桥
人口研究 2000, 24 (
3
): 18-34.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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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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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生育率下降积极经济后果实现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李建民
人口研究 2000, 24 (
1
): 22-2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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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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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下降是世界各国现代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人口现象既被视为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被看作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是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的跳板。但是,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增长(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特别是在我国生育率转变具有鲜明的外生性特征的条件下,生育率下降引致的积极经济后果更不能自动地生成,而需要相应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进行催化。因此,制度和政策因素对于我国生育率下降积极经济后果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建立我国生育率下降积极经济后果实现的决策支持系统将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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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要素的形成──兼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供给的制度性短缺
李建民
人口研究 1999, 23 (
2
): 10-17.
摘要
(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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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墨菲和塔玛拉在1990年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论文中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提出低生育率和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率是摆脱马尔萨斯均衡陷阱、进入经济持续发展轨道的必要条件的论断。我国人口的生育率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历了迅速的转变,并达到了较低的水平,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制度的改革相对落后,造成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供给的制度性障碍,进而使我国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内生性变量──人力资本的积累之词的联系出现了断裂。因此,彻底消除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性障碍,才能从根本上奠定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础和人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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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的经济分析
李建民
人口研究 1998, 22 (
6
): 5-10.
摘要
(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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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的加快,老年人口负担问题正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研究老年人口负担问题不能只停留在人口年龄“数学结构”的一般分析上,而应该对这种数学结构背后所代表的具体的社会和经济含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试图运用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对老年人口经济负担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且从老年人口经济负担和生活负担两个方面分析老年人口负担需求的不同类型,以及我国当前老年人口负担需求的分布状况,提出我国老年人口负担需求与供给的矛盾是当前我国老年人口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个矛盾的解决有赖于我国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转变,即从增长转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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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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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李建民
人口研究 1996, 20 (
1
): 21-25.
摘要
(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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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最发达的时代,但也是地球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时期。不可持续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世界人口的空前增长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为了保证当代人和后代子孙的福祉,人类必须遵循新的发展原则和发展模式,即可持续的发展。人类只有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基础上调整自己的生殖行为、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才能交给后代子孙一个健康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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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个人生育决策的经济机制
李建民
人口研究 1994, 18 (
1
): 2-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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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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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这一发展趋势将会给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极其深刻的影响,人口问题也不例外。在我国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我国人口控制政策执行的现行基础和条件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微观水平上,决定和影响人们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的因素将会出现多元化、公开化的趋势和个人决策自由度扩大的倾向,我国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因此,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居民个人生育决策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将集中分析和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的经济机制问题。1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个人生育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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