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人口惯性变动与人口动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口惯性变动是指人口增减转变滞后于生育率高低转变的现象，人口动量反映的是假设生育率立刻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幅度，是一种虚拟结果，实际发生的人口惯性变动现象包含的信息比人口动量更丰富。生育的代际更替滞后效应是导致人口惯性变动的根本原因，并决定了人口惯性变动标准期。人口实际惯性变动期长短受惯性变动期间生育率高低和移民规模大小的影响，人口惯性增减幅度则受进入惯性变动期之前数十年间生育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已完成人口惯性增长全过程，实际惯性增长期长达30~50年；英国、法国、泰国、巴西正处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大约在21世纪中叶前后才会结束惯性增长。目前，世界上尚未有任何国家进入人口惯性负增长过程。

人们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在当前生育政策背景下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3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愿意结婚、愿意生育的，导致他们意愿和行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婚育成本的升高，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此外，文化舆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对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超两成已婚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的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3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鉴于此，要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存在两种方向: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削弱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包括家庭传承型和经济效用型生育动机)抑制生育意愿；二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个体导向型生育动机(主要是情感喜悦型生育动机)提高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生育意愿的过程中起到的抑制作用更大，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1.251%。此外，互联网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存在着世代、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异质性，不同上网行为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也存在差别。考察生育动机的中介效应，有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为网络时代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提供新思路。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空巢老人规模逐渐扩张。同时，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利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讨论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变化存在时期和队列效应，不必然与年龄相关，而身体健康变化存在年龄和时期效应，不存在队列效应；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社交和学习路径产生影响；互联网使用对75岁及以上、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效应更大；与非空巢老人相比，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效应更大。建议提高互联网在空巢老人中的普及率，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其劳动参与现状尚未得到详尽描画。以2000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城乡、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角度描绘中国低龄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和劳动参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低龄老年人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且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持续改善，但目前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仍然较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低龄老年人多从事农业劳动，就业结构比较单一；城镇和发达地区的低龄老年人虽然拥有更多就业机会，但却大多从事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差的低端劳动；女性低龄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潜力较大，但却面临更多的制度、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层面的就业阻力。

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引入空间视角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并探索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仅与本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而且与邻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关系，即某城市人口老龄化对邻近城市的科技创新具有“先抑后扬”的空间溢出效应。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在城镇化率偏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阶段，人口老龄化对本地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将有效激活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面对短期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是破解人口老龄化掣肘科技创新难题的有效之举。

重视老年人身心健康，对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的个体层面追踪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对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量化考察。研究发现，失能程度与老年人当期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未被观测到的混淆因素后，失能程度变化会显著影响抑郁程度变化；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且无论使用Nagi指数、ADL指数还是IADL指数等指标来测量失能程度，二者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都显著。因此，应当加强老年人失能预防和失能康复工作，并构建覆盖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

研究人口流动格局对于理解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省际人口流动划分为乡-乡、乡-城、城-乡和城-城4类，并基于空间自回归负二项模型，考察4类人口流动网络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乡-城、城-城人口流动在省际人口流动中的比例上升，乡-乡人口流动的比例下降；4类人口流动网络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乡-乡、乡-城人口流动呈自西向东趋势，城-乡、城-城人口流动更加多元且出现双向流动趋势；中国人口中心正由单一城市(省份)转向城市群；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乡-乡、乡-城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影响城-乡、城-城人口流动的因素更加复杂多样且经济因素的影响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