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促使银发人口由消费舞台边缘走向中央，智慧健康养老作为契合数字信息时代的新型养老模式能否促进银发人口享受型消费已成为亟须探讨的时代课题。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2年5期非平衡面板数据，探究智慧健康养老政策对银发人口享受型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健康养老政策显著促进了银发人口享受型消费；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智慧健康养老政策通过降低医疗支出和减少预防性储蓄来促进银发人口享受型消费；异质性分析显示，智慧健康养老政策对银发人口享受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互联网使用人群以及高受教育水平人群中更为显著。鉴于此，建议持续实施和优化智慧健康养老政策，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人口与经济的协同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系统考察了老年人再就业对其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老年人再就业能显著促进志愿服务参与，高频率的再就业工作状态将提升志愿服务参与频率。机制分析表明，再就业不仅能塑造积极心理暗示，还可以增强社会支持感知，二者都促进了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异质性分析发现，主动再就业对志愿服务参与的促进作用强于被动再就业。进一步研究表明，老年人再就业对参与非正式维度志愿服务的促进作用强于参与正式维度和双重维度志愿服务。建议通过破除参与壁垒、重塑“有为有乐”社会认同并提供精准激励措施，系统激活老年人再就业与志愿服务参与的协同效应。

基于2023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鸿沟对老年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深度数字鸿沟显著抑制老年消费，老年人的老化负向认知和消极老化态度起到了中介作用。调节效应分析显示，社会活动参与和家庭与朋辈支持可以缓解深度数字鸿沟对老年消费的抑制作用，但其效果因家庭中是否包含非老年成员而异。异质性分析显示，深度数字鸿沟对老年消费的抑制作用在高龄、农村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老年群体中更明显。鉴于此，本文建议，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产品和服务适老化，鼓励家庭数字反哺，强化社会支持并促进社会活动参与，构建分层分类的数字包容政策体系，满足不同老年群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中国现行法律构建了大龄劳动者就业权利强保护、超龄劳动者就业权利弱保护的就业保护制度体系，并且对这两类劳动者的就业促进保障均不足。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决定的实施开启了退休制度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与优化重塑，该决定保留了大龄劳动者和超龄劳动者的区分，体现了退休年龄对公民劳动权的实质影响，存在立法改革空间。为此，应解除退休年龄与劳动权的关联，将大龄劳动者与超龄劳动者统一为高龄劳动者，并以高龄劳动者为主体，立足就业保护和就业促进，以就业权为核心优化劳动法律制度，以退休权为核心优化退休法律制度，在就业岗位开发、就业能力提升、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环境保护等方面构建适老化的政策体系，推进高龄劳动者就业权利法治保障。

税收支持生育政策是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减轻公民在育儿过程中的经济负担来提升公民的生育意愿。中国税收支持生育政策的纳税主体主要有个人、企业、托幼机构和托育机构。从纳税主体进行划分，中国税收支持生育政策包括面向个人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和房屋购买契税优惠政策，面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优惠政策，面向托幼机构的增值税减免政策，以及面向托育机构的涉及增值税、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多个税种的税费优惠政策。为进一步强化税收支持生育政策的生育激励作用，面向个人，可以新增家庭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可选择课税单位、下调母婴产品增值税税率、针对性出台房地产税收优惠政策；面向企业，则应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企业纳税制度。

数字失能已成为老龄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研究数字失能对揭示老年人内部数字差距、促进老年人共享数字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结合生理失能、数字鸿沟等理论，构建基于“情景-路径”框架的数字失能过程模型及其测量指标体系，借助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实证分析老年人数字失能现状及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国老年人整体数字失能程度较高且失能群体内部异质性较强，具体表现为认知型病理最突出、数字创作能力最残损、社会功能限制最严重；另一方面，数字失能呈现非线性的三阶段演化路径，主体、客体和环境等情景性因素对演化进程发挥强化或缓解效应，其中主体因素的调节能力最强。鉴于此，应加强情景调节、路径干预，分阶段精准施策，破解“主体-客体-环境”的劣性耦合。

本文通过拓展经典的世代交叠模型，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公共转移支付和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储蓄率随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而下降，而有限的公共转移支付及较低的社会养老保险水平均显著提高家庭储蓄率；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率的作用受风险偏好影响，在非农业户籍家庭中，风险偏好越强，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的促进作用越弱，而在农业户籍家庭中，无论风险偏好如何，社会养老保险对储蓄均呈现正向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及中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冲击更为明显，公共转移支付和社会养老保险的正向效应更强。研究结果丰富了对中国家庭高储蓄率现象的解释，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中国正处于人口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人口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其变动可能会对产业结构转型产生影响。因此，探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利用1998~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第二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第三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对产业结构转型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推动作用；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样本观察期内，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力供给规模效应和消费结构效应加速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而通过劳动生产率效应和消费规模效应延缓了这一进程。应顺势推动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稳步推进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同时加快发展中高端制造业。

在低生育率与性别平等议题交织的背景下，厘清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夫妻配对视角，采用对角参照模型识别夫妻各自生育意愿对家庭生育行为的相对影响，并揭示其中所体现的性别权力结构。结果显示，家庭生育行为高度依赖于夫妻生育意愿的一致性，夫妻偏好协同具有显著的行为转化效应；当夫妻生育意愿存在分歧时，丈夫的生育意愿更易主导家庭生育行为，凸显了丈夫在生育决策上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分析发现，育有男孩、在城市居住以及妻子学历高于丈夫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妻子的议价能力，但难以实质性改变深嵌于父权文化中的性别权力结构。本研究拓展了对家庭生育决策机制的理解，并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