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杜鹏, 马琦峰

2025, 49(3):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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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婴儿潮”的“老龄化回声”，“老年潮”这一人口现象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出现过4次“婴儿潮”，它们将分别于2010~2018年、2022~2036年、2041~2054年和2071~2079年期间转化为“老年潮”。每一次“老年潮”都是一个新增老年人口高峰，其累积与叠加将促使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出现爬升期、攀峰期、缓冲期及衰退期等阶段性变化。“老年潮”背景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兼具典型性与一般性特征，集中表现为规模空前巨大、规模与占比攀升不同步、年龄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均衡化、存活率稳步上升等。着眼当下，第二次“老年潮”中预计有3.3亿人进入老年期，来自城镇地区、接受过中等及以上层次教育的老年人在新增老年人口中占据主体，这些变化既孕育着全新发展机遇，亦带来诸多现实挑战，需审慎看待、积极应对。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变化

周皓

2025, 49(3):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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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未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是否仍会持续增长、结构如何变化等问题关涉甚广。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结构标准化和差异分解等方法，讨论结构、规模和强度3种效应在近2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化中的相对作用，并基于人口预测考察未来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近20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和强度效应，其中，城镇主要源于规模效应，农村主要源于强度效应；结构效应一直呈负向作用，后10年的负向作用大于前10年，且在不同类型流动人口中表现基本相同；假设年龄别流动率不变，未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将持续下降，内部结构也将发生较大变化。结构效应可被视为内在自然增长因素，中国流动人口研究需被置于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

中国晚婚不婚现象：趋势、特征与原因

张现苓, 陈佳鞠

2025, 49(3): 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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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系统分析1990~2020年中国晚婚不婚现象的演变趋势、特征及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大龄未婚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男性增量更大，女性增速更快，城镇增速快于农村且规模在2010年后反超农村，初中学历增量最大，大专及以上学历增速最快；终身不婚人口始终保持增长态势，男性多于女性，农村多于城镇，低学历增量最大，但近年来高学历终身不婚人口规模增长及终身不婚水平提升明显；当前中国大龄未婚群体结婚意愿较低，婚恋表现消极，未来很可能进一步拉低结婚率、推高晚婚不婚水平。合适婚配资源短缺与经济压力较大是制约大龄未婚群体步入婚姻的主要因素，建议从拓展婚配网络与降低结婚经济成本入手构建婚姻支持政策体系，助力适龄人群实现结婚愿望。

中国低生育水平的特殊影响因素分析

翟振武, 黄卓, 张逸杨

2025, 49(3): 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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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尚未达到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时，便出现了生育率“超前式”下滑的独特现象。通过分析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发现3个导致中国超低生育水平的、具有中国特殊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照料困境、教育焦虑、住房负担。在照料责任迅速“再家庭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育功能弱化，家长的养育责任却不断升级；在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与激烈的选拔制度下，家长直接承担的竞争压力和教育责任不断加码；在人口聚集、租购不同权、住房保障不足的背景下，房价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生育孩子的经济、时间、心理压力，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要真正消除生育决策中的障碍，需要在这三大具有中国特殊性的制约因素上发力，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行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

生育支持政策预期效果对育龄人群生育计划的影响

杨凡, 王铭铭

2025, 49(3): 6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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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应对低生育率的关键举措，应及时评估生育支持政策的生育效应。利用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使用Logit模型分析生育支持政策预期效果对不同婚育状态人群生育计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政策效果的正向预期能够显著促进育龄人群的生育计划，其中，带薪育儿假和普惠托育服务正向预期效果显著促进了已婚未育人群的生育计划，带薪育儿假和育儿补贴正向预期效果显著促进了已婚一孩人群的生育计划；政策预期效果对生育计划的影响因育龄人群婚育状态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异；积极的生育价值观对政策预期效果的生育促进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生育支持政策正向预期效果的组合可以对育龄人群的生育计划发挥协同促进作用。鉴于此，应加强生育支持政策宣传，强化政策针对性，注重文化的力量，提高政策协同性。

家庭养育责任分担模式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兼论生育支持政策的可能效果

杨雪燕, 李婉鑫

2025, 49(3): 8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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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21年“育龄父母生育与托育服务意愿”专项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庭养育责任分担模式主要分为“双职工、双照料者”和“男主外、女主内”两类，相比于“男主外、女主内”模式，“双职工、双照料者”模式会显著降低育龄群体的再生育意愿。带薪产假(时间支持政策)发挥着负向的调节作用，增强了“双职工、双照料者”模式对再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税收优惠(经济支持政策)发挥着正向的调节作用，削弱了“双职工、双照料者”模式对再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托育服务(服务支持政策)并未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鉴于此，政府在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时应充分考虑家庭养育责任分担模式，通过养育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合理划分，减轻育龄群体养育压力，促进生育意愿回升。

婚姻匹配视角下中国再婚特征研究

孙悦

2025, 49(3): 9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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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婚姻市场出现高离婚率与离婚人数不断增多的新现象，再婚作为离婚后的一种个人选择，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婚姻形态。基于婚姻匹配的个体择偶偏好及机会结构的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再婚匹配的逻辑，并通过合并2006~2021年间符合研究需求的8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与初婚相比，再婚年龄匹配及教育匹配的特征及群体间差异。研究发现，再婚中年龄及教育异质婚成为主流模式，再婚年龄匹配模式的性别差异显著大于再婚教育匹配；男性“老夫少妻婚”在所有再婚年龄匹配模式中占据压倒性优势，且这种优势随着男性再婚年龄的增长而增强；再婚教育匹配异质性的提升体现在男性和女性均需向下兼容配偶的受教育水平，但受教育水平对再婚教育匹配模式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中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机制探析

盛丹阳, 刘涛

2025, 49(3): 1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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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国人口普查等数据，考察2000~2020年中国边境县人口跨县流动的特征和变动趋势，探究影响边境县人口跨县流出和流入的长期性和时期性因素。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边境县人口跨县流出率与流入率双向提升，人口外流主导的人口负增长边境县逐步占据主流地位。城镇平均工资水平和医疗条件是边境地区人口跨县流出的主要推力，非农产业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地方财政预算支出是边境地区人口跨县流入的关键拉力。边境县人口跨县流出率早期与交通条件和受教育水平相关，后期与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居环境因素相关；跨县流入率早期与交通条件相关，后期与政策优惠、医疗条件和城镇化水平相关。应着重改善人口净流出边境县的人居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提升人口净流入边境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才吸引力，促进各民族人口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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