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6年 第50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6-05-29

上一期  

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人口变动的中国模式

分化与趋同：中国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演进

梁宏

2026, 50(3):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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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态度是个体对老化的体验和评价，关乎老年心理健康。本文基于2014年、2020年和2023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运用分层线性增长模型，系统考察中国老年人老化态度随年龄增长的演进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演进呈现维度分化、轨迹分化、水平趋同的复杂图景：自我老化态度随年龄增长显著消极化，一般老化态度则显著积极化，形成“自我消极—群体积极”的认知区隔；老化态度的初始水平及发展轨迹皆存在显著的随机分化，其轨迹演进呈现“高起点快下滑、低起点缓变化”的特征，使初始差异随老年期推进而收敛；受教育程度与城乡居住地对老化态度的初始水平和变化率有反向调节作用，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及城镇老年人老化态度的消极化速度更快。老化态度分化与趋同的演进模式启示我们：政策干预应区分老化态度维度，针对不同老年群体的心理演进轨迹实施分类支持措施，并构建更具过程敏感性的动态老龄治理体系。

中国非在校青少年人口的结构演变与政策应对

吕利丹, 陈云龙

2026, 50(3):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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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发展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全国非在校青少年规模在2020年仍高达1424万人。如何激发这一群体的发展潜力并防范社会治理风险，应成为当前中国落实“投资于人”政策要求的突破口。文章基于1990~2020年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系统揭示非在校青少年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空间流动情况、城乡区域分布与就业参与状况等最新特征与长期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在非在校青少年中，义务教育学龄段群体占比有所回升，男性占比更高，女性早婚风险更高；离校关键节点已从以小学和初中毕业为主转向以初中和高中毕业为主；非在校青少年的户籍地仍主要在农村，但常住地已向城镇、东部地区聚集；16~19岁非在校青少年就业比例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就业的产业构成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建议顺应非在校青少年人口的结构转变趋势，提供更灵活多元的再教育与技能提升机会，加强就业扶持、社会保护和关怀引导，充分释放其潜力，切实服务“投资于人”的政策要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人口老龄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银发经济调节效应的分析

唐代盛, 王少汶, 张振, 赵小鹏, 刘家强

2026, 50(3):  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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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如何应对人口结构变迁并推进共同富裕成为重要议题。银发经济被寄予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政策期待，但已有研究对其作用机制仍缺乏系统检验。本文基于新剑桥经济增长理论和世代交叠模型构建人口老龄化、银发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12~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等数据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共同富裕，银发经济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银发经济主要通过优化初次分配结构、降低转移性收入依赖以及促进劳动参与3条路径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银发经济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中低龄及城镇老年家庭中更为显著。建议顺应市场主导趋势，推动银发经济与生产、消费及社会保障体系协同发展，充分释放其促进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

中国积极老龄观的老年消费促进效应

王璐, 金牛

2026, 50(3):  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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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老年消费动能是培育和壮大银发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2020年和2023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积极认知和消极认知两个维度界定积极老龄观，实证检验其对老年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老龄观有助于提升老年消费，这一作用主要来源于消极认知的改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80岁以下、女性、未参与隔代照料以及未持有金融资产的老年群体中，积极老龄观对老年消费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积极老龄观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增加享受型消费和拓宽消费渠道，进而提升老年消费。此外，研究还发现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参与老年教育会提升积极老龄观对老年消费的促进作用。本文建议从营造积极老龄社会环境、优化老年消费供给结构、强化有效需求支撑和拓展多元消费场景等方面协同发力，持续释放老年消费潜力，激发银发经济发展动能。

新时代人口新形势研究——超时工作的人口学影响

超时工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家庭视角的审视

宋月萍, 王再越, 时之鑫, 张官琳

2026, 50(3):  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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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关于超时工作影响生育意愿的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层面，忽视了生育决策的家庭属性，难以解释超时工作对在婚男女生育意愿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基于2024年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从家庭视角出发构建家庭超时工作模式，系统考察其对个体(再)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家庭成员超时工作显著抑制个体(再)生育意愿，且呈现明显的性别不对称特征，女性对超时工作尤为敏感，其(再)生育意愿不仅因自身超时工作而下降，更因配偶超时工作导致的家务劳动责任转移而遭受“双重挤压”。机制分析表明，闲暇时间挤占与家务劳动责任转移是超时工作抑制个体(再)生育意愿的重要路径，市场化托育服务的替代作用有限，难以缓解夫妻双方都超时工作的生育抑制效应。本文为构建家庭友好、生育友好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提供了实证参考。

超时工作时长对结婚意愿的影响

陶涛, 曹泽瀚, 纪艺佳

2026, 50(3):  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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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婚不婚趋势加剧、超时工作日益普遍的背景下，厘清超时工作如何影响个体婚姻决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2023年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聚焦30~49岁有超时工作行为的大龄未婚群体，采用定序Logit回归模型，探究超时工作时长与结婚意愿的关系及其关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超时工作时长与结婚意愿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超时工作显著提升个体结婚意愿，过度的超时工作则显著抑制个体结婚意愿。进一步分析发现，超时工作存在双重效应：一方面通过增加健康压力、突显工作角色产生工作—家庭冲突效应，从而降低结婚意愿；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发挥工作—家庭增益效应，从而增强结婚意愿。异质性分析显示，该倒U型关系仅在非一线城市显著，且过度超时工作对大龄未婚女性结婚意愿的抑制效应显著，对男性则无明显影响。

人口与社会

社会分工深化过程中家庭生育选择与社会人口需求的矛盾——兼论企业在生育成本共担中的责任

王金营, 曲变变

2026, 50(3):  9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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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刻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根源并探寻低生育率治理路径，本文引入社会分工深化因素，采用理论分析与模型推演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家庭生育选择与社会人口需求的矛盾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化初期至成长期，企业内部分工和生产扩张提高了社会劳动力需求，带动家庭收入改善，加上这一阶段子女生育成本相对较低，从而支撑了较高生育水平，社会劳动力需求扩张与家庭高生育选择之间由此形成正向耦合；工业化成熟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社会分工深化使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减弱并推动家庭功能外部化，抬升生育成本和子女质量投入压力，推动第二次人口转变，与此同时，企业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规模所支撑的劳动力供给、消费市场容量和需求多样化形成更高依赖，由此形成家庭理性少生与社会人口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现代社会持续低生育率的深层根源在于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收益与家庭私人成本之间存在系统性错位，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建立国家、企业与家庭共担生育成本的机制，并强化企业在生育支持体系中的责任。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动力机制、非线性逻辑与系统特征——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算法的实证分析

唐杰, 蒋子恒

2026, 50(3):  11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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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2023年和2024年“街巷中国”城市调查项目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利用CatBoost机器学习算法与SHAP解释方法，解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动力机制、非线性逻辑与系统特征。研究发现，社会融入是正向保障驱动与负向成本制约的系统博弈过程，社区服务满意度、保险覆盖水平、住房产权性质、网络使用频率和居住安排是核心驱动力，而经济梯度、迁移距离、工作时长和迁入地城市等级是主要约束，这些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线性、阈值性和交互性特征，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缓冲、替代与强化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会融入存在内部结构分野，即结构性融入更强调制度获取和社会关系嵌入，文化性融入更强调身份认同和主观接纳。上述发现有助于深化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动力机制、系统特征与内部结构的理解，可以为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更为精确的参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