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5年 第49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5-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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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探索——生育周期转变

生育周期转变：基于国际比较的历史回顾、未来展望与理论建构

耿文均, 丁金宏, 沈可, 顾高翔

2025, 49(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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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周期是指女性从初育到末育的过程。通过分类梳理世界各区域生育周期的演化过程，并结合对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理论推演，发现生育周期演化具有显著的“各态历经性”，可称为“生育周期转变”，其一般过程表现为:生育周期经历稳态期、压缩期、扬平期和均衡期4个阶段，从低初育年龄、高末育年龄、高生育期长度的“低、高、高”传统型逐步转变为高初育年龄、低末育年龄、低生育期长度的“高、低、低”现代型。生育周期转变呼应了生育率转变。欧美和东亚均已进入生育周期转变的扬平期，亚非拉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处于压缩期的后期和初期。中国生育周期呈现加速型转变特征，进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已进入扬平期。生育期长度压缩背后潜藏着超低生育率风险，生育支持政策应精准聚焦各年龄段女性的差异化生育需求。

人口专项调查分析——中国的不婚、不育和少育

中国已婚未育群体真的不生了吗？

李竞博, 姚顺

2025, 49(4):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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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发现已婚未育群体的未育原因主要包括个人偏好、工作经济、照料和备孕等方面。其中，“目前还年轻不想生”是最主要的未育原因，但该原因的影响随年龄增长波动下降。已婚未育群体将延迟生育视为阶段性选择，在育龄后期表现出明显的补偿性生育意愿，而非终身未育。“工作压力大”是超过理想生育年龄的已婚未育群体最主要的未育原因。在经济水平较低的阶段，经济状况改善可有效提升个体生育意愿;但当经济水平跨越特定阈值后，则需通过非经济干预手段激活个体潜在生育意愿。鉴于此，应制定针对性生育支持政策，增强对青年已婚未育群体的生育价值观引导，促进延迟生育群体将补偿性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

少子化背景下代际同住对一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赵梦晗, 朱小涵, 靳永爱

2025, 49(4):  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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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生育率已跌至极低水平，一孩生育率的下降成为主因，研究影响一孩生育意愿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政策意义。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代际同住对已婚未育夫妇一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丈夫父母同住会显著提升城乡夫妇的一孩生育意愿，但与妻子父母同住仅对城市夫妇的一孩生育意愿有促进作用;因住房条件限制而与父母同住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代际同住对城市夫妇一孩生育意愿的积极作用;在农村从夫居家庭中，男方在结婚开支中所占比例越高，夫妇的一孩生育意愿越高。研究结果展现了在中国情境下代际同住对夫妇生育意愿的复杂影响，深化了对家庭结构和生育决策约束条件的认识。建议弘扬代际支持的传统文化，并为家庭发展提供住房支持。

生育计划与理想的偏离：基于生育约束视角的分析

刘甲楠, 黄卓

2025, 49(4):  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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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育意愿概念的不同层次以及其在中国各种大型调查中的演变，采用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详细刻画未婚、已婚未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生育计划与生育理想的偏离情况，进一步结合不同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约束，探索造成生育计划与理想偏离的客观原因。研究发现，3类群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育计划与理想的偏离，反映了育龄人群生育理想向生育计划的转化面临着客观阻力。其中，职业发展和住房状况对生育的影响显著制约了已婚未育群体生育计划的形成，从而导致其产生更大的生育计划偏离;少育群体的生育阻力主要体现在家庭收入较低的群体所面临的经济约束上。鉴于此，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完善应聚焦于全方位消除生育约束，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生育激励措施。

新时代人口新形势研究

青壮年何以独居：趋势与影响因素

段媛媛, 陈卫

2025, 49(4):  6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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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青壮年独居水平呈现大幅提升趋势的背景下，使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并利用因素分解法对20~49岁青壮年人口独居水平的变迁趋势、性别和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独居可行条件优化和人口流动增强是2000~2020年青壮年独居快速兴起的主导因素;独居可行条件和婚姻行为的性别差异是导致青壮年男性独居水平高于女性的主要因素，而人口流动则是导致城镇青壮年独居水平高于乡村的主要因素;从个体生命历程看，人口流动增强和婚姻推迟主导了青年向成年过渡阶段独居水平的上升，而独居可行条件优化成为壮年期独居水平上升的主导因素。鉴于此，家庭领域社会政策的制定要充分把握青壮年独居的未来趋势和异质性特征。

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反事实模拟的分析

李钢, 熊昭, 展望

2025, 49(4):  8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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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尚未看到涵盖人口红利投资期、获利期与偿还期全周期的研究。基于数理推导得出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5条路径，考察人口政策、人口红利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借鉴反事实模拟思路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实现对人口红利经济增长效应的路径分解与加总，进而对比分析不同政策情境下人口红利的形成时段、作用路径与效应强度。研究发现:人口政策在经济体量、增长趋势与增长模式等维度上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是人口红利，它通过改变人口红利的形成时段、作用路径、效应强度来产生影响;人口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不同政策下的经济增长路径即便短期内未展现出显著差异，长期仍可能分化。

健康老龄化服务的供需适配性研究

刘慧君, 吴鹏

2025, 49(4):  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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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并划分警限区域，从全国、区域、城乡视角探究中国健康老龄化服务供需适配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研究发现，中国健康老龄化服务供需适配水平逐渐改善，但整体仍位于警戒区，供需不适配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旺盛、供不应求;供需不平衡主要表现在长期照料、免费体检、上门看病/送药与健康管理服务方面;健康老龄化服务供需适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城乡异质性，面临高层次不均衡与低水平适配的双重困境，欠发达地区老年人的现实需求与潜在需求存在明显偏差。对此，应强化健康老龄化服务供给，聚焦供需适配的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举措，推动健康老龄化服务的区域均衡发展。

生育研究

子女性别结构对夫妻生育理由的影响——基于生育后评判视角的分析

申探明

2025, 49(4):  11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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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理由位于生育行为的前端，但生养“儿”与“女”的经历，会不断重塑夫妻双方的生育理由。构建生育理由的四向度分析框架，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子女性别结构对夫妻生育理由的影响。研究发现，丈夫偏重家庭主义、经济效用向度的生育理由，妻子偏重个体-情感向度的生育理由，居民生育观念中存在“性别平等困境”;从子女“性别-数量”结构看，同类型的子女性别结构下，子女数量越多，夫妻生育理由综合值越高;从子女“性别-年龄”结构看，“兄-妹”组合是令夫妻更满意的子女结构，其中的作用机制可能是这类夫妻的性别角色规范更趋传统;从子女“性别-经济”结构看，与儿子或女儿在经济上是一家人分别同妻子或丈夫的个体-经济向度的生育理由赋分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