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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与顶层设计

都阳, 程杰, 曲玥

人口研究 2024, 48 (2): 3-16.

摘要（511）

PDF （1251KB）（121）

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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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模式

都阳, 王美艳

人口研究 2020, 44 (6): 20-34.

摘要（633）

PDF （1417KB）（207）

消费需求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对消费需求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利用2010和2016年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从生命周期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并对老年家庭进行着重考察。研究表明，年龄不仅影响家庭人均消费数量，而且影响家庭消费结构。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年龄越大，家庭人均消费数量越少，与工作相关消费占家庭总消费比重越低，医疗消费比重越高。2010和2016年，老年家庭人均消费数量较年轻家庭分别低8.8%和22.5%；老年家庭的与工作相关消费占家庭总消费比重较年轻家庭分别低12.6和13.2个百分点；医疗消费比重则分别高7.4和10.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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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人口红利?还是人口问题?

陈卫，都阳，侯东民

人口研究 2007, 31 (2): 41-48.

摘要（1782）

PDF （138KB）（2498）

背景“人口红利”是舶来品,并于近几年在国内迅速流传。“人口红利”所指的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尽管“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在西方是新近产生的,但是早在1980年代,国内学者已经关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讨论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将产生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人口红利”是一个人口学概念,更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如何理解“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如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多大程度存在“人口红利”,中国是在收获“人口红利”还是在承担人口压力,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理论和政策上都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