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刻理解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根源并探寻低生育率治理路径，本文引入社会分工深化因素，采用理论分析与模型推演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家庭生育选择与社会人口需求的矛盾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化初期至成长期，企业内部分工和生产扩张提高了社会劳动力需求，带动家庭收入改善，加上这一阶段子女生育成本相对较低，从而支撑了较高生育水平，社会劳动力需求扩张与家庭高生育选择之间由此形成正向耦合；工业化成熟期及后工业化阶段，社会分工深化使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减弱并推动家庭功能外部化，抬升生育成本和子女质量投入压力，推动第二次人口转变，与此同时，企业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规模所支撑的劳动力供给、消费市场容量和需求多样化形成更高依赖，由此形成家庭理性少生与社会人口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现代社会持续低生育率的深层根源在于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收益与家庭私人成本之间存在系统性错位，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建立国家、企业与家庭共担生育成本的机制，并强化企业在生育支持体系中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