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数据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资源，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2003~2022年度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公共数据开放对城市就业的影响，并从赋能政府就业服务、推动技术进步和优化营商环境3个方面阐释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城市就业规模和结构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显著扩大城市就业规模，且该影响具有异质性：在设置政府首席数据官、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的城市中，公共数据开放的就业效应更明显；男性、高技能劳动力和第二、三产业从业者更能受益于公共数据开放；由于“技术扩散效应”和“虹吸效应”同时存在，邻近省份公共数据开放对本市就业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鉴于此，应进一步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和开发力度，以数据赋能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就业服务新场景，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初婚年龄呈现加速推迟趋势。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00年的23.28岁上升到2010年的24.00岁和2020年的27.95岁，后10年增量是前10年增量的5倍多。考虑到用人数加权法计算的平均初婚年龄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结合用率加权法计算的平均初婚年龄、初婚时平均单身年数和0岁未婚预期寿命，综合探讨中国女性初婚推迟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各指标均反映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正加速推迟且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迹象。在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增长走势更加平缓，2000~2020年的推迟幅度在2.92~3.78岁之间，低于人数加权法计算的推迟幅度。分城镇乡来看，各指标均显示出城市、镇和乡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在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后，城市、镇和乡村女性的初婚推迟程度均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在城市较小，在镇和乡村更大。

基于第四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2023)构建三孩家庭专题数据库，详细刻画三孩家庭的群体特征，重点分析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三孩政策实施之后，三孩生育比例呈上升趋势，父母为较高学历、城市户口的三孩家庭比例明显提高；男孩偏好是三孩生育的主要驱动力；“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成为三孩家庭的一种主流选择；养育、教育支出压力大和没人照看孩子是三孩家庭面临的最大困难。三孩家庭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三孩家庭生存状况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地位越低，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越低；来自家庭内部的祖辈支持和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均能有效改善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

认识世界级城市群人口发展的核心共性与内在规律是理解城市群孵化机制的必要路径。基于长时序人口历史数据和区域空间规划资料，使用洛伦兹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等方法，以城市群整体及中心城市人口增速为观测指标，比较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人口的规模变化、集聚特征及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人口呈现“类生命周期”发展历程，表现出人口资源优势持续强化、人口空间结构层次分化、中心城市人口虹吸作用突出、首位城市与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差距逐渐缩小的共性特征；世界级城市群普遍经历了从首位城市单核极化到中心城市多点聚集、城市群圈层格局持续强化、城市群位序格局双重稳定的转变过程，“共生性”而非“零和博弈性”的人口集聚模式是世界级城市群人口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在低生育率时代，不良的养育体验对育龄人群的再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作为履行父母职责的一种消极情感体验，养育倦怠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微观层面或单一文化视角，缺乏对养育倦怠复杂社会机制的深入分析。通过提出文化场域张力假说，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基于14个后生育率转变国家的相关数据，深入探究文化场域张力对父母养育倦怠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个人主义文化倾向、女性劳动参与状况、托育服务覆盖情况，以及性别不平等程度等均与养育倦怠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从养育倦怠的视角审视现行的生育支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政策的性别平等方向，推进家庭与社会在性别平等领域协同进步，增强生育主体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积极体验。

中国的生育转变进程具有地区层面渐进式的特点，生育转变在不同地区呈现出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现象，其中人口迁移流动是重要作用渠道。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4年生命历程专项调查数据及省级生育水平数据，构建女性跨省迁移流动中的生育水平环境变化测量指标，并分析生育水平环境变化与终身生育子女数、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高生育水平地区迁移流动至低生育水平地区减少了女性的终身生育子女数，迁移流动至低生育水平地区的经历显著降低了女性发生生育行为的可能性。这说明生育水平环境变化是迁移流动经历对生育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在人口大规模从农村流向城市、从中西部流向东部的背景下，研究结论为中国生育水平变化进程中的扩散现象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

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证明了体育锻炼对饥荒经历引起的中老年期主观和客观健康差异均具有弥合作用。研究发现：具有不同程度饥荒经历的中老年群体存在显著的健康差异；体育锻炼对经历饥荒时间最长的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相对于未经历饥荒的中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对具有饥荒经历的中老年人的主观和客观健康状况的改善效应更明显，且随着体育锻炼参与频率的提高，具有不同程度饥荒经历的中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逐渐趋于收敛。体育锻炼这一干预措施能有效改善由饥荒经历导致的中老年群体间健康差异。应重视体育锻炼的健康促进效应，建立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体育服务模式和“主动健康”综合支持策略，积极探索“体-医-养”协同发展框架。

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尚缺乏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大样本经验证据。基于2009~2019年中国城市层面的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和常住人口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城市人口负增长对企业进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市人口负增长显著抑制企业进入，仅在2010~2019年间，部分城市的人口负增长就使得各城市平均新进入企业数量每年减少约2.5%；在供给侧，人口负增长通过降低劳动力供给、抑制技术进步影响企业进入，对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企业进入的影响十分显著；在需求侧，人口负增长通过抑制当地消费需求、降低投资和资本积累影响企业进入，对住宿餐饮体育和娱乐业企业进入产生显著影响；分城市类型看，人口负增长对非都市圈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企业进入的抑制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