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借助“性别—母职双重赋税”理论框架和Heckman选择模型技术,探讨18~39岁男女两性在职场机会、过程和回报方面的差距。结果发现,性别之间、性别之内、母职与父职之间都存在差别。在职场参与的不同环节和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重税”呈现出3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就业门槛主要由性别—婚姻驱动,职场中断由婚姻—生育驱动,酬薪由性别—生育驱动。在传统观念有所强化和结构环境更为逼仄的背景下,生育政策的解缚将增加女性生育事件的发生次数,使她们面临更大的职场困境。通过家庭友好政策、企业分担社会责任、媒体广播平常育儿心态等手段来减轻“性别—母职重税”,帮助有(连续)就业意愿之人实现理想,或许可形成从“重税”到“多赢”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