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9年 第43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9-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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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与趋势

陈卫，段媛媛

2019, 43(1):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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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总和生育率、递进总和生育率、内在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生育率的估计和对比，分析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及变化趋势。估计结果表明，10年间总和生育率、递进总和生育率、内在总和生育率的均值分别为1.65、 1.67、1.74。这3个指标逐步消除影响生育率的进度效应，从而使测量结果不断接近实际生育水平。同时，35岁以上队列妇女的累计或终身生育率均高于1.6。文章认为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基本处于1.6以上，全面两孩政策又进一步显著提升了生育水平。另外，分孩次结果显示，近年来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反映了妇女婚育年龄推迟的进度效应；二孩总和生育率的上升则很大程度上是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

中国2010年分省死亡率与预期寿命——基于各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杨明旭, 鲁蓓

2019, 43(1):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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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死亡率研究能更准确地描述我国人口的死亡模式，度量区域之间的差异。由于基础数据的缺乏，目前对分省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文章系统整理了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六普”资料，获取了分省、分性别、分城乡的年龄别死亡数据。利用妇幼卫生监测系统分县数据，修正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利用Kannisto模型修正了高龄人口死亡率，并通过与日本1960~2010年的单岁组死亡率比较，对各省的老年死亡率进行再修正。最后，文章测算出分省、分性别、分城乡的0岁、60岁和80岁组预期寿命，并按照长寿与城乡差异水平将死亡模式分为5类。结果显示，“六普”时期我国0岁组预期寿命为74.85岁，60岁组为19.44岁，80岁组为6.90岁；各省农村人口预期寿命的差异明显。

“性别—母职双重赋税”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的性别差异

杨菊华

2019, 43(1):  3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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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借助“性别—母职双重赋税”理论框架和Heckman选择模型技术，探讨18～39岁男女两性在职场机会、过程和回报方面的差距。结果发现，性别之间、性别之内、母职与父职之间都存在差别。在职场参与的不同环节和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重税”呈现出3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就业门槛主要由性别—婚姻驱动，职场中断由婚姻—生育驱动，酬薪由性别—生育驱动。在传统观念有所强化和结构环境更为逼仄的背景下，生育政策的解缚将增加女性生育事件的发生次数，使她们面临更大的职场困境。通过家庭友好政策、企业分担社会责任、媒体广播平常育儿心态等手段来减轻“性别—母职重税”，帮助有（连续）就业意愿之人实现理想，或许可形成从“重税”到“多赢”的转变。

生育研究

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葛玉好，张雪梅

2019, 43(1):  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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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比较一套房和多套房的相关结论讨论了房价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渠道。本研究发现：（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两种机制，但现实中挤出效应的影响更大。文章的结论意味着，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一定关系，政府应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


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和女性初育风险

赵梦晗，计迎春

2019, 43(1):  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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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妇女生育风险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宏观政策因素和个人婚育史的影响。随着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低水平，微观层面的个人、家庭因素日益成为决定女性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文章采取跨学科视角，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不同角度出发，探讨了当代中国女性的经济行为、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和家务分工、照料需求的差异与女性初育风险的关系，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并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的收入越高，初育风险越低，而与婆婆同住则和较高的初育风险相关。同时，丈夫分担家务劳动，可以明显提高女性的初育风险。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丈夫家务劳动参与的作用在难以获得婆婆家务帮助的情况下更加明显。

老龄问题研究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家庭投资风险偏好的影响

齐明珠，张成功

2019, 43(1):  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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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下退休者对退休金和子女的依赖度下降，工作期间的资产积累和资产回报对未来养老安全的重要性提升。不同风险的投资产品具有不同的回报率，居民投资风险偏好将直接决定居民投资行为偏好和投资产品组合需求，进而影响资产回报。文章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年龄对居民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人群投资风险偏好不同。年龄与居民风险偏好呈现单调关系，随着居民年龄的增长其风险偏好程度逐渐下降。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居民总体投资风险偏好度，从而影响未来投资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特征，最终降低资本市场的回报率。最后，文章对我国的养老安全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评估——基于安徽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

徐洁，李树茁，吴正，刘伟

2019, 43(1):  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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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采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5年“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基于IPCC“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和综合指数评估模型，构建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分别从农村老年人家庭暴露水平、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出发，探讨不同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指数及其维度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中等养老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为51.81%。高养老脆弱性农村老年人家庭具有高龄、低教育水平、低生活自理能力、低收入的特征，而中等脆弱性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各项特征均与高脆弱性家庭相差甚微，并且丧偶、子女中只有女儿或不与子女、孙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家庭暴露水平与敏感性较高。

人口与社会

延迟退休年龄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影响

杨李唯君，冯秋石，王正联，曾毅

2019, 43(1):  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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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延迟以及如何延迟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政策议题。文章考察9种不同退休年龄延迟方案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从2015~2050年的变化，关注人力资本的规模和质量，并特别关注 “高人力资本劳动力”（有高中及以上学历并且身体健康的劳动年龄人口），系统研究延迟退休年龄将如何影响中国人力资本。预测结果显示，相比保持目前退休年龄不变的基准方案，不同退休年龄延迟方案在人力资本方面有着不同效果，所增加的劳动力其范围大约在年均2800万人至9200万人之间。另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高等教育扩张，延迟退休年龄所增加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将普遍较高，这一点在女性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