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9年 第43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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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人口七十年：回顾与展望

把握新时代人口流动趋势推动流动人口研究繁荣发展

王培安

2019, 43(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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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走向何方？

翟振武，王宇，石琦

2019, 43(2):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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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

段成荣，谢东虹，吕利丹

2019, 43(2):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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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基本立场、认识误区与理论转向

叶敬忠

2019, 43(2):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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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研究

中国生育水平、生育意愿的再认识：现实和未来

王金营，马志越，李嘉瑞

2019, 43(2):  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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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北方七省市数据，通过总和生育率、孩次递进总和生育率、递进总和生育率、终生生育率及生育模式（婚育年龄）变动等多指标多维度综合评估，我国特别是北方七省市生育水平确实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并非处于极低水平，应该是处于1.5~1.9之间，受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只是波动不稳。同时，单独（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对二孩出生增加有明显作用。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分析，用平均再生育意愿指标低估了人们的实际生育意愿，利用意愿递进生育率可以真实反映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水平。根据生育意愿及其决定因素，特别是20~29和30~39岁年龄组的意愿递进生育率可以判断未来生育水平有上升的可能和势能。


生育政策调整前后西南四省市妇女生育变动分析

石人炳，胡波，宁文苑

2019, 43(2):  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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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运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市的数据，从时期生育水平和队列生育水平两个角度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西南地区妇女生育变动及其省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2016年以后，妇女总和生育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高，且这种升高几乎完全由二孩总和生育率升高所贡献；第二，妇女初婚和初育推迟导致一孩总和生育率偏低，低年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减少；第三，35~39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和二孩递进比提高，反映了生育政策调整的作用；第四，妇女生育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贵州和云南妇女生育率高于重庆和四川，农业户口妇女生育率高于非农户口妇女，但生育政策调整对非农户口妇女生育的影响更为明显。

2006~2016年少数民族省区生育水平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

原新;刘绘如,刘旭阳,刘志晓

2019, 43(2):  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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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的少数民族省区数据，运用时期和队列指标，从数量、结构和时间3个维度来分析2006~2016年少数民族省区的生育水平。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省区总和生育率10年间趋势性上升，已然回到更替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水平高于汉族；分孩次分析，少数民族妇女各孩次生育率水平均高于汉族，汉族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明显，生育政策效果凸显；分民族分析，维吾尔族和苗族生育行为强劲，彝族倾向生育两个孩子，藏族生育冲动相对较弱；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生育高峰段均从20~24岁推迟至25~29岁，汉族高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升高明显，生育年龄逐步提高，汉族生育年龄迟于少数民族。总体判断，少数民族省区处于适度的生育率水平。


人口与经济

新格局下中国人口经济关系的几个认识误区

钟水映，吴珊珊

2019, 43(2):  7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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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确实是利用了有利人口因素，但后者仅仅是奇迹取得的诸多因素之一，并非充要条件。人口转变迟早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这是人口经济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并非人口控制政策所导致。中国现在和将来一个较长时期必须应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口数量、结构和质量的综合性矛盾，不能将面临的人口经济问题简单归之于人口控制政策。人口规模大并不是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表现形式，国家的实力和人民的福祉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在当代已经渐行渐远。将人口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能模糊新常态下人口经济关系的焦点。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来制定人口政策，是舍本逐末，一切应该以人民的社会福利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


人口与社会

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

梁宏

2019, 43(2):  7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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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11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中新生代流动人口数据，基于家庭资源代际积累与传承的理论视角，分析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对新生代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从业状态具有重要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具体来说，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竞争中，父母双方的外出务工经历可通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经历改变他们在业的可能性，改善他们因流动生活时间或经历积累不足而产生的就业劣势；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能直接、有效地促进他们实现非受雇的从业身份；同时，在相同的个人、家庭及流动特征与相同的从业特征、社会保障条件下，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经历的代际传承直接提高他们对目前工作不满意的可能性。


城市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的家庭代际支持研究——基于与多子女家庭的比较

丁志宏,夏咏荷,张莉

2019, 43(2):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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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低龄老年父母家庭的代际支持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发现如下特点：（1）在代际经济支持上，子女给父母钱的比例和数量均超过老年父母给他们钱的比例和数量，独生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比多子女更加均衡；（2）在家务代际支持上，独生子女及老年父母对对方的支持都比多子女多，但独生子女及老年父母间的交换更加均衡；（3）在精神慰藉方面，独生子女老年父母感到子女亲近的比例高于多子女老年父母；（4）独生子女内部，在经济和精神支持上，独生子和独生女间都没有显著差异，但代际劳务支持上有显著差异；（5）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代际支持受独生子女状况和代际关系的显著影响。

中国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的类型与运行机制探析

刘妮娜

2019, 43(2):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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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对农村传统非正式互助的正式化、组织化、规范化，是对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是农村社会养老发展的务实选择。动员社会资金和闲置人力资源，低成本地提供互助服务是其重点，资金、组织、服务、评估是其可持续运行的关键部分。以资金为划分标准，互助型社区居家养老包括纯公益型和福利+公益型，互助型集中养老包括纯公益型、纯福利型、市场+型。目前突出问题表现为重设施轻培育，忽视资金互助的基础作用等。社区居家互助面临娱乐—照料服务的转型瓶颈；集中互助需要开源节流、降低成本；一些特殊的互助养老形式需要给予定位和扶持。建议拓宽资金互助渠道、培育农村互助养老组织、扩大农村互助养老内容、推动互助机制介入集中养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