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周期是指女性从初育到末育的过程。通过分类梳理世界各区域生育周期的演化过程，并结合对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理论推演，发现生育周期演化具有显著的“各态历经性”，可称为“生育周期转变”，其一般过程表现为:生育周期经历稳态期、压缩期、扬平期和均衡期4个阶段，从低初育年龄、高末育年龄、高生育期长度的“低、高、高”传统型逐步转变为高初育年龄、低末育年龄、低生育期长度的“高、低、低”现代型。生育周期转变呼应了生育率转变。欧美和东亚均已进入生育周期转变的扬平期，亚非拉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处于压缩期的后期和初期。中国生育周期呈现加速型转变特征，进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已进入扬平期。生育期长度压缩背后潜藏着超低生育率风险，生育支持政策应精准聚焦各年龄段女性的差异化生育需求。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中现住地、出生地、5年前常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等多维地理信息的交叉组合，将人口迁移流动分为长期、短期、直接、循环迁移流动及名义流动等类别，并借助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宏观和微观数据核算了中国各类省际迁移流动的规模和强度，发现不同类型的迁移流动折射出不同的出发地文化粘性、目的地经济拉力以及迁移过程的制度阻力。为避免术语歧义，建议以区际迁移、区内迁移和跨区迁移规范表达本级、向下兼容和向上兼容3个迁移层级。应用Courgeau模型推算中国居民终身粗迁移强度(CMI)为49.5%，5年迁移的CMI为21.0%，反映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活性不断增强的趋势。中国人口迁移的年龄模式既符合Rogers模型，又有自己的国情特性，中老年阶段存在潜在的迁移高峰，户籍制度障碍造成名义流动人口中少儿比重畸高。

将三段式年龄结构表示为三角图中的点，则其时序轨迹可以表达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过程。通过分类梳理世界各国（地区）及中国各省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化模式，并预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长期均衡位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演化具有充分的“各态历经性”，可称为“年龄结构转变”，其基本路径是：从多子化的年轻型人口出发，经历少子红利化、转折和负债老龄化3个阶段到达少子-高龄型人口的长期均衡位置。发达国家（地区）已处于第三阶段中期，发展中国家（地区）多处于第一阶段中后期，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地区）还处于转变初期，甚至还在起点徘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于2010年经过红利拐点进入第三阶段，加速赶上发达国家（地区）的转变进程。预测结果显示，2100年中国人口的均衡年龄结构为少儿占15%、劳动力占55%、老年人占30%，世界各国（地区）也会向这一方位聚拢。

文章从社会动力的视角建立生育率演化的解释模型，认为影响生育行为的3种基本社会动力是生育意愿力、节育阻隔力和竞争偏好力，它们此消彼长的演替推动了人口发展经历自然生育、节制生育和抑制生育3个历史阶段。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中国生育行为的第4种动力，伴随计划生育的倡导、推行以及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政策松弛，中国的生育率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变化；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了竞争偏好力。文章依据华东地区的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揭示一般生育率、婚后生育率及其孩次模式的演化，在空间上表现为以上海为中心向南北两侧递变的纬度地带性。文章按月份进度考察出生数对政策松弛的响应节奏，确认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有效性。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 我国的大城市发展迅速, 特大城市¹ 从1997年的34个增长到2007年的63个。近年来, 某些特大城市显现出来的一系列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失衡等城市问题, 引发了各方热议。“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调控? 如何管理”, 越来越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以往在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 对城市人口容量、人口调控的认识差异颇大, 既有对特大城市高唱赞歌的, 也有大力主张发展小城镇的。
两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的经验表明, 经济和人口的聚集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在城市化不可逆转、大城市必然增多的发展阶段, 特大城市如何应对人口规模调控? 如何进行有效治理? 这是我们当前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也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纵观世界, 既有诸如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东京等成功的经验, 也有拉美、南亚等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的失败教训。我们该何去何从?
本论坛特邀请南京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黄润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丁金宏教授发表各自的看法, 就“特大城市如何调控人口规模”进行研讨。我们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参与该话题的讨论, 以辨明方向, 更渴求能找到针对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

论文讨论了罗吉斯迁移模式定义在运用中的局限性 ,并提出了变通方案 ;利用浦东新区 2 0 0 0年人口普查迁移数据 ,对区内迁移、市内迁入和市外迁入人口的年龄模式作了细致解读 ,揭示了复杂人口迁移模式背后潜藏的“单纯性”。

1990年代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 ,本文通过对比 1 990年和2 0 0 0年两次人口普查资料 ,分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水平现状及其在 1 990年代的增长幅度的区域差异模式 :2 0 0 0年人口城市化水平呈现东高西低 ,西部地区北高南低的基本格局 ;1 990年代的人口城市化增长幅度的空间格局为北方自东向西逐渐递减 ,南方自东向西高低峰谷交错递减。各地区 1 990年代人口城市化及其增幅除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化所处的阶段有关外 ,2 0 0 0年普查统计口径的变化也是原因所在。

在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诸多消极影响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增加犯罪,鉴于目前我国缺乏细致的流动人口犯罪统计,本文基于上海《新民晚报》1999～2000年对发生在该市的流动人口犯罪的案例报道,分析了上海流动人口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时空分布规律,总结了当前流动人口管理和犯罪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犯罪社会控制的对策思考。

９０年代我国出现了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迅速增长即城乡通婚潮。两地户口婚姻以城市男性娶农村女性为主要结合形式，城市男性的年龄分布相当离散，文化程度上表现为城市较低阶层与流入人口的中高层的般配结合；两地户口婚姻在城市的常住地主要是城郊结合部，呈现“脊环”分布；外地一方的来源地分布表现出静态的距离摩擦和动态的距离吸引。通婚潮是８０年代民工潮的逻辑延伸，标志着城市对农村由经济性开放走向社会性开放；两地户口婚姻的构成特征体现了城乡通婚的边缘性和城市户口的实用价值；这类婚姻正在制造新的婚姻困难人群，并且对城市人口的总量控制构成了新挑战。

外来人口对流入城市的影响与贡献如影随形,重要影响之一是社区的社会分化和空间隔离。本文调查了土海市民对外来人口的社区影响评价和心理接受力,揭示了导致社区不整合的心态背景,提出了改善外居关系、促进社区整合的对策建议。

通过建立区域人口城市化水平动态模拟的一种多因子确定性模型,解析了初始城市化水平、城乡自然增长率差异、农村人口转化率对城市化过程的影响,导出了城市化水平动态平衡的充分条件;作为这一模型的应用尝试,并以农村人口转化率为控制参量,预测了我国各省未来60年的城市化水平变化。

1990年的中国人口普查首次登记了1985～1990年间的迁移人口，并记录了迁移发生的9种原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务工经商、学习培训、投亲靠友、退休退职、随迁家属、婚姻、其他，从而为深入分析全国范围内不同原因人口迁移的流向、流量特征提供了空前详实的资料。笔者除了依据“四普”10％抽样资料外，更重要的是在北京大学人口所的帮助下，对“四普”l％抽样记录进行了直接交叉汇总，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本文的省际迁移原因别流场系列图，以为同好者玉正。1省际迁移的总体流场特征图1清楚地反映了我国人口省际迁移的三类典型流场形态1.1以四川省为源地的辐散流场。四川省是现阶段我国最大的人口迁出源地，在我国其它28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