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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第38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14-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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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中堆积夫妇及其生育释放分析

姚引妹，李芬，尹文耀

2014, 38(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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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阐述了生育政策转换过程中堆积夫妇和生育释放模式及剥离的基本概念、原理、模型，对堆积夫妇规模、年龄构成及其生育释放量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第一，政策实施当年全国“堆积夫妇”规模约2612万对，到2040年堆积现象基本消除。第二，堆积夫妇占育龄夫妇的比重先升后降，峰值为7.9%左右。第三，35岁及以下堆积夫妇比重占70.5%，生育释放的能力较强。第四，堆积夫妇及释放生育以城镇、东部地区较多，江苏、山东等10省区是重点。第五，政策实施最初5年累计释放的生育量占总量的30%～37%左右。通过宣传引导、分类指导、合理疏导，做好政策调整最初5～10 年的工作，即可实现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

大力发展中小城市推进均衡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辜胜阻,郑超,曹誉波

2014, 38(4):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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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更多中小城市，提升中小城市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是我国均衡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旨在讨论发展中小城市的战略意义与对策，认为发展中小城市能有效破解“半城镇化”难题，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助于实现农民工的就地城镇化与我国区域间协调发展。当前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要把中小城市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上，完善创业扶持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提升中小城市对转移人口的吸引力，实现就地城镇化;又要创新公共私营合作机制，解决中小城市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并构建多渠道的房屋供给体系，实现落户中小城市居民的“安居梦”。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居住方式差异分析

原新,穆滢潭

2014, 38(4):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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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CGSS2008 调查数据，对18～32岁且父母至少一方健在的青年人的居住方式进行实证研究。结论是，人口特征、子代的需求状况、独生子女属性对年轻人居住方式的选择有着直接的显著影响，亲代的需求状况则通过独生子女属性对居住方式的选择发挥作用。通过反事实法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居住差异进一步分解，结论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居住差异的相当大比例来源于二者选择居住方式的差异，特征差异的贡献值较小，说明独生子女家庭人口结构劣势是影响其居住安排的主要因素。独生子女群体在与父母共同居住的选择上并没有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形成一种“需求导向”的居住模式:表现为在居住方式的选择上对于需求的变化更加敏感。  

家庭户电力消费的年龄性别模式与节电减排的政策选择

米红，任正委

2014, 38(4):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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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已经成为家庭生活使用最为频繁的二次能源，也是对家庭户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最为敏感的能源。中国家庭户人口年龄性别结构的多元化变动，势必会影响以户为单位进行的居民电力消费。文章利用包含家庭户所有成员年龄和性别的CFPS 基线调查数据，通过回归分解模型来估算分年龄性别人口的用电量，构建家庭户电力消费的年龄性别模式。结果发现:家庭户中不同年龄性别人口的增加对人均用电量的影响是不同的，呈现“倒U 型”的年龄别模式和“女高男低”的性别模式;25～34岁的女性人口增加对人均用电量具有特殊的正向效应，是家庭户电力消费最重要的行为主体。阶梯电价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居民电力消费的预测和规划都应充分考虑家庭户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及其变动的影响。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生计状况与发展能力分析

杜本峰,李碧清

2014, 38(4):  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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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已逾30 年，研究因这一政策造就的农村计生家庭这一群体的家庭生计现状和发展能力具有寻求农村计生家庭生计出路、探讨提高其家庭发展能力路径的现实意义。本文依据计生家庭和非计生家庭两类，并创造性的将计生家庭划分为4 个阶段，根据家庭子女结构、家庭发展阶段和主要任务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应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比较生计资本状况，评价农村计生家庭的发展能力。研究结论显示，子女结构形态影响着农村计生家庭的发展能力;农村计生家庭在哺育、生产、负担时期，生计资本处于劣势，发展能力不足具有长期性;家庭发展的赡养阶段是家庭生计水平最差的时期，农村计生家庭进入赡养任务阶段时家庭发展能力越发受到挑战。  

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变动及其影响因素

王玉君,杨文辉,刘志林

2014, 38(4):  6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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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与城市融入已成为中国大规模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社会问题。大量文献已探讨了务工人员在城市住房市场与住房政策中的弱势地位，但多对影响务工人员住房条件的制度与个体因素开展静态分析。文章考察务工人员城市住房来源的动态变化趋势，以及影响这种住房变动的制度和个体因素，试图揭示在市场和制度的双重排斥下，进城务工人员拓展住房选择和融入城市社会的微观机理。基于十二城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单位宿舍和借住亲友住房是进城务工人员第一个固定住房的主要来源，但多数务工人员会逐步转向市场住房;住房变动的概率受到居住年限、迁移类型、定居意愿、社会资本、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等因素显著影响。  

农村女性的社会流动:基于婚姻匹配的认识

韦艳,蔡文祯

2014, 38(4):  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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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婚姻匹配的考察有助于理解社会流动的多元维度和机制。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 2006) 数据，通过Probit 模型和二分类内生性概率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女性的婚姻匹配变化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女性的向上社会流动渠道依然狭窄，婚姻在向上的社会流动中仅发挥有限功能;由于家庭可利用资源匮乏，“后致因素”较“先赋因素”对农村女性上迁婚姻的机会更具显著效应;以户口农转非衡量的社会流动对以上迁婚姻衡量的社会流动有积极作用，父亲或本人具有城市户口者在社会流动上具有相对优势，但这种相对优势有随着户口类型的社会经济意义的改变而逐步弱化的倾向;文章的研究还显示，上迁婚姻的社会流动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同。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

梁宏

2014, 38(4):  8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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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工自杀事件引起社会各界对该群体精神健康问题的高度关注。由于此类事件的死者多为新生代农民工，那么，是否可以判断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差，或者，不同代际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是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模式。文章利用2010 年“农民工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外来工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分析了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并且，比较了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影响模式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代际差异对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是简单的年龄效应，而是具有明显的世代效应，即通过工厂内、外因素及社会心理因素来影响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同时，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的因素也存在很多不同。研究建议，要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从世代效应出发去看待他们的问题，促进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意愿研究

丁志宏

2014, 38(4):  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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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养老意愿“去家庭化”趋势明显，更多人依靠社会养老和个人养老，同时，还有不少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对未来养老还没有打算。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未来养老意愿是否明确，与他们的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养老保障等因素有显著关系。夫妻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是否拥有养老保障等因素影响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对社会养老或者家庭养老的选择，家庭规模、夫妻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因素影响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对个人养老和家庭养老的选择。独生子女的性别、是否拥有土地以及区域对农村中年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意愿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