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0年 第44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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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理论

经济发展中的人口回旋空间：存在性和理论架构

王金营,刘艳华

2020, 44(1):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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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发展到21世纪的第3个十年将达到最大规模，在持续低生育率下未来人口将持续负增长和走向深度老龄化。这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面临来自人口负增长的各种挑战。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需要人口经济学理论做出新的认识和判断，并为进一步科学探索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途径提供理论依据。在此背景下，梳理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的演进史和实证分析的进展，反思已有人口与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借鉴已有相关理论给予的启示和隐喻，重新认识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初步论证人口规模在经济发展中回旋空间的存在性及其作用，提出人口回旋空间的概念和理论框架，并指出中国未来人口负增长下经济发展可利用的新动力和新途径。

从乡土中国到迁徙中国：再论中国人口迁移转变

段成荣,吕利丹,王涵,谢东虹

2020, 44(1):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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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低空间流动性是数千年乡土中国的人口特征。过去40年，我国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从很少迁移的“乡土中国”向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迅速实现了向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全员迁移流动的转变。从乡土时代向迁徙时代的转变能够在短短40年内得以实现，有其内在机制，如土地制度改革、人口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和政策松动等，这些因素将使人口高空间流动性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得以保持。为了有效解决快速迁移转变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问题，21世纪以来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要继续坚持。同时，相关的文化建设和文化适应具有重要作用，要从几千年与乡土中国相适应的“静文化”逐步向与迁徙中国相适应的“动文化”转变。

人口统计

1990~2013年中国健康调整预期寿命变化的分解研究

陈鹤

2020, 44(1):  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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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BD2013数据，分析了1990~2013年我国及各省出生时健康调整预期寿命（HALE₀）的变化和影响因素，首次分解了302种疾病或伤害对HALE0变化的贡献。24年间，我国人口健康显著改善，HALE₀增长7.39年；河北HALE₀增幅最低（2.48年），西藏最高（10.81年）。基线健康水平低、人类发展指数高的省份，HALE₀增幅更大。传染病、孕产妇、新生儿和营养类疾病（3.17年）、非传染病（3.13年）和伤害（1.10年）的缓解均促进了HALE₀增加。对HALE₀变化正向贡献最大为COPD、下呼吸道感染、中风、早产并发症和腹泻；负向最大为糖尿病、腰颈痛、慢性肾病、间质性肺病和伴随药物过度的头痛。死亡率下降是HALE₀增加的主导原因（95.26%），带残预期寿命延长1.03年。慢性病防控和健康老龄化政策是未来人口健康改善的关键因素。

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 ——以上海市户籍老年人为例

李强,董隽含,李洁

2020, 44(1):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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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户籍老年人的余寿在1998~2013年间不断延长，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则由1998~2008年的增长转变为2008~2013年的下降。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1998~2003年遵循“功能残障扩张模式”，2003~2008年则遵循“功能残障压缩模式”，2008~2013年又遵循“功能残障扩张模式”。1998~2008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上升主要是死亡率的下降造成的，其中1998~2003年生活自理率的下降作用被死亡率的下降作用抵消，2003~2008年则是死亡率下降和生活自理率上升共同促进其增长。2008~2013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下降主要是由生活自理率的下降导致的，其抵消了死亡率下降带来的增长。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及医疗保障体制的实施等均影响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动。上海2008年以来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的飞速增长可能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转变的体现。

人口与社会

制度变迁与当代城市家庭户结构变动分析

王跃生

2020, 44(1):  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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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982年以来的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揭示当代不同制度环境中城市家庭户结构的状态和变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尚占主导，城市常住人口身份具有单一性。1982年和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时期城市家庭户核心化趋向突出，职工家属迁移限制放松使单亲核心家庭占比降低，生育控制政策则使夫妇核心家庭占比提高。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城市发展加速，常住人口身份逐渐多样化，福利分房向住房商品化转变。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家庭户中核心家庭占比总水平继续处于高位，但家庭核心化趋向受到抑制。2000年后，生育控制、社会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制度对城市家庭户结构的深度影响开始显现，同时，城市人口身份多样性更为突出，城市家庭核心化水平虽然降低，但家庭小型化状态并未改变。

困境家庭环境与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杜本峰,王翾,耿蕊

2020, 44(1):  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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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面向困境家庭儿童健康状况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探讨由于“困境”环境因素造成的儿童健康状况差异及其相对贡献，使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分析困境家庭儿童健康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与重点领域。研究发现：困境家庭儿童生长迟缓率高于普通家庭；失眠、孤独感的比例达到正常家庭儿童的3倍多；更易遭受伤害和遭遇校园欺凌，且服刑家庭儿童发生伤害的比例最高。家庭生态环境因素对不同类别儿童的健康影响表现出异质性：家庭关系是影响困境家庭儿童各类健康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对其心理健康与认知水平的影响贡献最高；监护人素质与家庭经济环境对普通家庭儿童健康影响的贡献高于困境家庭；监护人的健康状况对普通家庭儿童自评健康的贡献最大。

城市父母对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

高琛卓,杨雪燕,井文

2020, 44(1):  8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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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陕西省西安市的调研数据，在分析当前0~3岁婴幼儿养育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选择实验法分析了城市父母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偏好。研究发现：“父母为主，祖辈辅助”是当前家庭普遍采用的婴幼儿养育模式，家庭正承担着较重的养育负担，婴幼儿照料的社会化程度低；在选择实验中，城市父母倾向于选择购买托育服务，其托育服务需求呈现出“安全为重，保教融合，普惠可及”的偏好特征；城市父母最愿意为安防监控这一属性付费，对于托育服务项目、机构性质、服务时间及送托距离等属性的边际支付意愿依次降低。因此，应逐步推动托育服务供给侧改革朝着高质量、保教一体化、普惠化及社区化的方向发展。

人口与经济

人口老龄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双边效应：溢出还是挤出？

杨茜,王学义

2020, 44(1):  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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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在影响FDI的众多因素中，人口老龄化是否会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呢？利用双边随机分析框架，将人口老龄化影响FDI的双边效应纳入统一框架，在分解正负效应的基础上比较净效应的大小，从而更准确地识别人口老龄化对FDI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对FDI具有溢出和挤出两种效应，其中溢出效应促进了23.43%的FDI增长，挤出效应则降低了44.63%的FDI增长。在正负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老龄化显著抑制了FDI的流入，这一结果在样本年份的中后期及不同区域内均显著存在。同时，根据人口老龄化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挤出FDI的作用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