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不少研究发现，父母生育年龄过晚不利于子代健康发育。在后人口转变期，日益普遍的晚育行为如何影响子代健康还有待考证。利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检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出生时健康禀赋和成长过程中多维健康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过晚生育会显著增加子代出生体重偏低的风险，对子代成长过程中的体格发育和综合自评健康均具有不利影响；相应影响机制既包括先天因素导致的初始健康劣势及其长期不利健康效应，也包括后天家庭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多维作用。在人口负增长形势下，重视父母晚育行为对子代健康发展的影响，对于强化年轻人婚育决策的健康理性意识和提高全社会健康资本积累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的持续攀升，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越来越严峻，与之伴随的老年人抑郁状况也越来越突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数据，通过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门槛回归的计量方法，探讨居住条件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有效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居住条件的改善能够显著缓解老年人的抑郁状况，且结论具有稳健性；老年人抑郁程度越高，居住条件改善的效应越明显；居住条件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其对64岁以上老年人的影响相比60~64岁老年人更大。为此，加快城乡老年住房改造、提高老年人居住环境的适老化程度是缓解老年人抑郁状况的有效措施。

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与海关进口机器人数据等，考察了机器人对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影响机制，并讨论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和区位流向。结果表明，机器人减少了第二产业就业岗位数，对低技能劳动力产生了替代效应，显著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跨市流出的概率；行业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45岁及以下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服务业和45岁以上低技能劳动力流入农林牧渔业的概率；城市转移层面，机器人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流入本市服务业和跨市流入一线城市服务业的概率；区域转移层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低技能劳动力在东部流动，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出现了流入西部的趋势。这些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把握机器人对劳动力就业转移的影响、制定合理的机器人产业政策及人口流动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年龄结构和检测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新冠肺炎死亡率的国际差异尚不清楚。利用2020年3月23日至4月27日意大利、西班牙、中国和韩国的分年龄统计数据，采用死亡率分解方法，研究新冠肺炎死亡率的国际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4个国家的病死率和死亡率差异明显，且随时间推移呈扩大趋势；(2)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较之韩国更高的病死率中，病例年龄结构效应分别占66.62%、74.82%和11.70%；(3)引入相对危险度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以及中国的年龄别病死率效应有所下降，但仍是影响其与韩国病死率差异的主导因素；(4)引入检测率后，年龄结构对死亡率国际差异的贡献明显下降，确诊率成为影响死亡率国际差异的主导因素；(5)检测率对意大利、西班牙和韩国死亡率的影响逐渐增强。

文章利用2014年CLDS数据，运用Logit回归和Fairlie因素分解方法，分析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健康差距的变化趋势及其成因。研究发现：（1）流动具有内生于流动过程的健康损耗效应，存在“流行病学悖论”。流动初期，乡城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优于城镇居民，随着时间增加，此优势逐渐消损，直至差于城镇居民。（2）“健康维持因素”和“健康损耗因素”是造成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健康差距的重要原因，其中“健康损耗因素”更为显著。构成两个因素的全部变量中，“收入剥夺指数”、“夫妻同住”、“居住环境”及“工作强度”4个变量对健康差距的贡献率位居前四。（3）男女乡城流动人口健康状况的变化趋势与全样本一致，且符合“健康性别悖论”，不同因素对男女健康的影响力不同。

针对目前中国社会高升的离婚率，文章基于1998~2011年中国31省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人口迁移率等诸多因素及变换包括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多种回归模型后依然稳健。基于婚姻的契约理论，文章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识别出大众传媒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即通过瓦解有助于增强婚姻稳定性的传统社会规范，增加家庭生活预期效用和实际效用之间的偏差，改变家庭生活闲暇消费模式并降低有助于婚姻稳定的婚姻生活专用资本投入等渠道影响婚姻稳定性，降低已婚者遇到重大家庭矛盾时选择离婚的成本。为理解中国高升的离婚率提供了一种解释。

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了20世纪末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决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发现 近30年来，接受过较高教育的流动者返乡的可能性平均更低，这一模式在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尽管如此， 近年来， 拥有农业生产技术的男性流动者更倾向于返乡，且相应效应不断增强。健康状况对流动者返乡决策的影响较为复杂； 各时期因健康状况变差而“被动”返乡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发生。文章认为， 流动者往往根据自身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决定是否返乡。到目前为止返乡潮”并未引发人力资本较高的流动者选择性地回流，其对传统人口流入地“用工荒”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短缺程度的加剧，而非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失。

进入本世纪10 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和人口双双进入了“新常态”。这两个新常态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模式和步伐。人口变量不仅是影响消费市场的决定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还会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影响各个要素市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供给与需求的长期均衡。因此，人口新常态不仅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形成的决定因素之一，同时也是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条件。文章在明确我国人口新常态的性质及其5 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新常态下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结构入手，分析人口新常态对新常态经济影响的具体路径，探讨人口新常态各种可能的经济后果及应对策略。

文章依据国家卫计委中日技术合作“家庭保健项目”的相关调查数据，对中西部5省1 县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健康服务的需求及服务的提供等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不佳且存在地区差异; 中老年人有较高的健康需求;各级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是中老年健康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健康教育、健康体检、健康咨询服务的提供和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相关。文章建议在我国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县、乡镇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开展中老年人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和健康体检服务，在机构改革和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实现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拓展转型，使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成为老年健康服务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对2002 ～ 2009 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不同年龄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青少年的教育文化娱乐和衣着支出较高，成年人的家庭设备和服务、交通和通信以及居住支出较高，而老年人的食品和医疗保健支出较高。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各项关联非常稳健。通过判断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并同时控制一系列社会和经济特征效应后发现，消费者年龄是消费结构的关键决定因素。利用2013 ～2030 年的人口预测数据推测发现，人口老龄化将对内需发展和产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根据人口转型趋势把握产业发展方向并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文章基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大背景,以全新视角深度剖析了当前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现行生育政策的风险性和公平性饱受质疑、人口信息化建设严重滞后于形势发展和工作需求、计划生育公共服务资源和公共福利制度配置错位、计划生育行业管理的人治特点和社会制约路径依赖仍然较强等深层次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入阐释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应着力推进"生育政策公平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全员人口信息化、行业管理法治化"的工作新思路,提出了推进工作新思路应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全局统筹为基础、以管理创新为驱动"的三大基本原则,以期能够推动计划生育事业科学发展。

利用统计数据,通过区域理想人口密度、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相关计量模型,借助ARCGIS技术,揭示了中国及31个省、市、区的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的时间变化态势及其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1)总体而言,1990~2010年间我国各省市区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逐渐增大,部分地区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生态环境污染严重;(2)在一定时间段内,部分区域人口对其生态环境的压力逐渐减小,但生态环境质量却持续恶化;(3)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的超高压区为北京、天津、上海3个特大城市;(4)人口对生态环境压力重心和生态环境质量重心移动的轨迹相距甚远,但移动的总趋势是自西向东。

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文章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正自相关性是造成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会改变其他因素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利用控制了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地区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第二、三产业就业水平和产值水平,以及人均GDP的差距是造成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且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在东部的作用。与一些研究文献的结论不同,本文在控制主要因素后发现,财政支出水平、出口规模、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发展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功能的正常发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家庭发展能力是家庭凭借所获取的资源满足每一个家庭成员生活与发展需要的能力，主要包括支持、经济、学习、社会交往与风险应对等6 个方面的能力，可以通过家庭内部建设与外部社会支持两个途径得以实现。但是，在家庭变迁加剧，家庭功能弱化、转化、外化与社会化的背景下，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因此，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与需求的变化，深入探讨我国居民家庭面临的困境，将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基本对象，积极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

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

用2002、2005、200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考察了年龄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因素影响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自评。年岁的上升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对于老年人来说,年龄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超过了负向作用,因此,老人的年龄越大,生活满意度评价越积极。进一步考察了年龄积极作用三个可能的来源,包括年龄成熟效应、同期群正效应、存活效应,发现年龄的积极作用主要是由年龄的成熟效应引致的。

背景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老龄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201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1.78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了1.19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8.87%,分别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提高了2.93和1.9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并且还将继续加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快速的人口流动与事实城市化对城市环境与人口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研究通过在深圳市开展的调查,分析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特征与身心健康状况,初步检验了环境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员身心健康的净效应。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而言,居住环境和工作环境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健康具有更为突出的影响。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倡导良好的保健行为和生活习惯,对于改善其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审视中国目前和今后数十年的人口形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论证"一胎化"取向的人口与资源及生态环境相协调的 科学发展战略,并从生育权利、人口密度、人口老化、性别失衡、高质二胎和独子性格共6个方面作了阐述,与不同观点商榷。

本文基于对中国五大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度偏低,影响融入的主要因素涉及居住、社区、经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就业及健康7个关键因子。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乡-城移民社会融入政策体系模式",一方面以政策行动来应对移民的结构性排斥,改善居住、就业与培训,加强人力资本,促进经济融合;另一方面要启动社区工作来限制非结构性排斥,发展移民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融合。政策行动为社区工作的有效介入提供政策与制度支持,社区工作为政策的落实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通过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及文化条件,加快移民融入城市的进程。

In September 25,1980,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CCPC) issued Public Letter on the Control of China’s Population Growth to All Communist Members and Youth League Members,and in the next day,the People’s Daily published this letter with the title of "CCCPC Calls for all Communist Members and Youth League Members to Have Only One Child." Thirty years has passed since then,and the letter has exerted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hina’s fertilityrate,overall population profiles,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commemorate such important event,this forum has invited three scholars,Cangping Wu,Mincai Zhang,and Jianmin Li,to express their understanding on the effect of the Public Letter. While different in some aspects,they share similar opinions on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issues. First,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child-per-couple policy is necessary to facilidate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Second,due to its overemphasis on the role of population i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while neglect of the feed-back effect of the latter on population,new issues and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the low fertility rate have emerged. Third,China has to face,examine and understand these new issu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Finally,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as long as the government is determined to follow the path of comprehensively solving population issues,building population-balanced and human-oriented society.

在对近十年来我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文章利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分别实证考察了人口迁移和流动对我国各地区(省域)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各地区间人口迁移相对平稳,而人口流动在2000年以后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且空间流向极不均衡;(2)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对中国整体经济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3)户籍制度对于发达地区起到了人才沙漏的作用;(4)对于中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西部的一些人口输出大省,伴随人口迁出而引起的人力资本流失对当地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凸显出来,人口流出虽然基本出现一个正面影响,但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不如我们预想的那么明显。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a country,and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and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behaviors determine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ll of the three factors into account.Corresponding to this consideration,the Central Commi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lled for "striving to build resources-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a few years ago,but why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was excluded from this call? Given this,the leading party group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proposed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which caught much research attention,and received responses from local family planning workers.How to translate a good idea into a theory,and then into practice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Hence,this forum,"Why a Population-Balanced Society should be Built," brings together three scholars,Zhai Zhenwu,Li Jianmin,and Mu Guangzong who are specialized in this area,to discuss this issue in a greater detail.They have defined the concept of population-balanced development,explored feasible channels to realize such society,and pointed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n this topic.As Professor Li points out,population-balanced development is a long-term,historical process;we should neither be too anxious for quick success,nor do nothing.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how fast we can go,but whether we are in the right direction,and step forward towards that direction.

本文重新定义了流动人口概念,并分析了流动人口的实际规模及分布。广义流动人口包括离开户口所在地(乡、镇、街道)"半年以上"的长期流入者和"半年以下"经济型短期流入者。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现有人口数据,我们发现经济型短期流入规模达1676.5万,占重要流入省市总人口比重的2%以上。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数在1.5亿左右,其中跨省流动人口大约6844万。省际流动的流入地及流出地都比较集中:近3/4来自中南及西南9个欠发达省份,3/4流向经济发达区域广东(34.2%),长三角(28.5%)和环渤海地区(13%)。对珠、长三角的选择由距离决定:邻近省选择高度集中,等距或长距时则分散到两个区域。以上分布显示沿海发达地区对中西部人口的强烈吸引力,也反映出区域发展多极化后发达区域间劳动力需求竞争加剧。

本文应用问卷对北京市1151名大学生进行性行为和性态度、性知识的特点及关系调查分析。结果显示:(1)自编或改编的性行为、性知识和性态度问卷具有心理测量学所认可的信效度;(2)13.7%的大学生发生过性行为,无显著的年级差异,但性别差异显著;性态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和性别差异;大学生掌握的性知识非常贫乏,且存在显著的年级和性别差异;(3)大学生的性态度和性知识与性行为呈显著的相关关系,性知识中的性生活知识和避孕知识,性态度中的责任心、工具性、宽容性、愉悦性维度能较好的预测大学生的性行为。因此,大学生的性行为、性态度和性知识各有其发展特点,性态度和性知识中的不同维度对性行为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1/ 3世纪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型,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步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奇迹。
第一,总人口经历了自发快速增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初) 、严格控制增长(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 、稳定低生育水平(19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5年)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2006年以来)四个发展阶段,相应的人口规模从1954年的6亿增至1964年的7亿,1974年超过9亿,1994年达到12亿,2004年为13亿,平均净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从10年缩短至5年,再延长至7年,最终又轮回到10年。人口快速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结果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在2008年首次下降到20%以下,而且人口的出生率和生育率指标几乎与发达国家一致(PRB,2008) 。
第二,人口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处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实现了年轻型经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跨越,按照老龄化水平达到10%(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标准推算,中国人口在1999年就已经实现了老年型,把中国推入老龄社会行列,目前,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 60亿,老龄化水平为12. 04%,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劳动力资源规模庞大,达到9. 16亿(15～59岁) ,占总人口69. 01%,是劳动力资源供给最为丰富的人口红利期,就业压力空前巨大;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在男孩偏好、传统文化、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期失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在120(女=100)的高位上徘徊数年。
第三,人口流动自由化、规模化、定向化,虽然二元户籍制度的篱笆并没有被拆除,但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已经普遍,每年大约有2亿左右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往返,既调剂了城乡劳动力的余缺,又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
总体上,人口数量庞大仍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长远看,人口素质、结构、分布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家庭生育理论和研究集中于生育数量而忽略了子女性别组合。1990年代以来随着超声波技术在产前检查中的普遍应用,性别鉴定和选择生育在男孩偏好社会迅速扩展,并成为家庭实现子女目标组合的重要方式。本文根据全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新信息,通过子女匹配寻母的方法重建整个1990年代生育史,并据此推算每年生育水平和子女排序比例。发现育龄妇女二三胎次生育水平在90年代初大幅下滑。农村地区,特别在华中南地区,二胎女孩生育率明显低于二胎男孩生育率且男女差持续扩大,反映二胎生育选择性强,造成女孩乃至整体生育水平下降。三胎生育率也持续下降到最低点。中部农村同岁妇女(32～33岁)的子女性别序列比例图显示90年代独子比例增到18%,独女及双女比例一直很低,在5%～7%之间。两孩含子三组合(子|女,子|子,和女|子)总比例增到53%成为主流。"女|子"比例由17%增至23%而成为第一组合。多胎比例则由1/3减半至16%。所有变化反映了在性别识别技术及一胎半政策下,一女后选择生男以达到理想子女组合,减少了多胎,却酿成了社会男女孩比例严重失衡。调整生育政策,奖励双女户并杜绝多胎,适当放宽子后二胎,可望在保持较低生育水平下,逐步恢复性别平衡。

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长寿调查2005年的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性别差异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使用二分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男女老年人在主观与客观健康指标即自评健康和日常活动能力上的差异,及其健康与社会经济因素和肌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各种因素后自评健康上性别的差异基本消失了,而在日常活动能力上仍存在着性别差异,女性老年人要差于男性老年人。此外,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且模式也并不统一。

文章从生育革命的动力机制角度提出了一个关于生育革命动力结构的理论模型,并根据主导动力机制的不同类型把生育革命划为三个阶段:死亡率转变驱动阶段、生育意愿转变驱动阶段、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生育革命虽然有政府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推进,但是社会经济发展仍是这场革命的深层动因。特别是1992年以来的生育率下降更是体现了生育革命的本质。文章认为,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已经完成,开始进入以成本约束驱动为主导的低生育率阶段。

文章把农民工群体划分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强烈的市民化意愿使其成为了急需市民化且易于市民化的群体。文章主要运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农民工课题组问卷调查数据对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进行了分析。为了对农民工市民化过程进行量化,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并结合2005年调查数据测算的结果显示第二代农民工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为了加快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出必须进行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劳动力市场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