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掌握失能老年人口所需的照护人力资源，是完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世界人口展望2024》数据，测算了2020~2035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数据，估计了老年人在机构与居家社区照护场域的照护劳动力需求。结果表明，2020~2035年中国失能老年人口将由2288.76万人增至6597.37万人，老年照护劳动力需求量随之快速上升，在中方案下预计于2035年达到768.78万人(稳态分布情景)~777.56万人(政策发展情景)；其中，机构与居家社区的老年照护劳动力需求量预计分别为68.05万人(稳态分布情景)~153.31万人(政策发展情景)和624.25万人(政策发展情景)~700.73万人(稳态分布情景)。鉴于此，建议通过拓宽劳动力供给渠道、增强从业者职业保障、优化机构与居家社区照护场域人力配置等方式，增强老年照护人力资源供给。

在中国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的背景下，长护险全面建制对保障失能群体照护公平可及、促进老龄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最新政策为参数锚点，面向31个省级行政区，构建2026~2036年居民长护险财务可持续性和央地财政责任精算框架。研究发现，中待遇方案下各省份财务可持续性发生分化，高待遇方案下赤字省份明显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成年缴费人口规模、参保率、缴费费率及待遇支付标准是导致分化的主要因素；中央财政责任总体可承受，地方财政责任则受央地分担比例、人口结构及制度参数影响。建议长期赤字地区缩短费率过渡期或阶段性提高目标费率；在建制初期以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作为年度最高支付限额的审慎边界；完善央地分担机制，推动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本文从财政风险视角拓展了居民长护险财务研究边界，为统筹照护公平、基金可持续、财政可承受的目标提供了省域依据。

人口老龄化加深与失能照护需求增长对长期照护服务供给能力提出更高要求。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失能风险社会化分担和照护费用保障机制，能否将需求侧支付保障转化为供给侧响应亟须检验。基于2012~2016年和2021~2023年城市间断面板数据，本文将2020年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扩围政策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其对养老机构床位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保险扩围显著增加了试点城市养老机构床位数量，新增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后平均增加约3535张床位；床位增长主要表现为养老机构数量增加，而非既有机构平均规模扩大。政策效应主要集中于养老服务基础较好、财政承接能力较强的城市，高老龄化城市并未表现出更强的供给响应。长期护理保险能够将支付保障转化为养老服务供给响应，但其效果取决于地方养老服务基础和财政承接能力。本文为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进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提供经验依据。

族际通婚总量的增长既可能来自既有通婚关系中婚姻数量的累积，也可能来自通婚关系向更多民族拓展，仅凭通婚率难以区分这两种结构过程。本文引入强度—连通性分析框架，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56个民族的族际通婚数据，运用Das Gupta标准化分解方法考察2000年以来中国族际通婚的结构性变迁。结果表明，族际通婚网络经历了由广度拓展向深度累积的结构性变迁。分时期来看，2000~2010年，连通性贡献达93.8%，通婚增长主要来自通婚关系覆盖范围的扩展；2010~2020年，强度贡献达120.9%，通婚增长转由既有连接中的婚姻累积主导，连通性贡献转为负值。2000~2020年，连通性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轨迹。分民族来看，通婚变动模式分化为深度累积型、广度拓展型、深度广度并进型和通婚收缩型。本文揭示了族际通婚变化中关系范围拓展与深度累积的结构重组过程，为从关系结构层面理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设计了总和生育率预测的Period-Cohort-Period(PCP)方法：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时期生育率数据建构队列生育率分布，再由队列分布反转预测时期生育率分布，从而求取未来年份的总和生育率。PCP方法要求生育模式模拟函数具备高精度和显性、灵活的可控参数。为此，本文从现有的Gompertz生育模型出发，推导出广义Gumbel生育模式。基于此，本文解析了1981年以来中国时期生育率分布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并通过时期转队列分析揭示了1965~1990年出生队列妇女的生育率分布及其参数演变，然后通过参数变动趋势分析，按高、中、低方案预测了1991~2030年出生队列的生育率分布，进而得到2025~2050年时期总和生育率的可能演变轨迹。研究发现，“十五五”后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有可能出现缓慢回升趋势。若要在21世纪中叶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回归正常生育模式，国家既应积极实施生育支持政策，又应尊重生育价值的多元性，避免因过度焦虑导致政策偏激。

在婚姻和生育高度绑定的社会中，婚姻仍是生育的前提。如果仅关注生育惩罚而忽视婚姻本身带来的性别分工重构，则容易低估女性因组建家庭而产生的总体就业损失。为此，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双事件研究法，识别了2010~2022年中国女性的婚姻惩罚效应和生育惩罚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女性在初婚和初育后均呈现出显著的就业率下降趋势，而男性则不然，在初婚和初育事件发生后的7年内，女性家庭惩罚平均效应达到33.6%，其中婚姻惩罚和生育惩罚分别为17.4%和16.2%；然而在前两年内，生育惩罚效应要大于婚姻惩罚效应；两者共同作用可解释2020年74.1%的性别就业率差距。此外，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不低于男性的家庭中，婚姻惩罚和生育惩罚也依然存在，说明由传统性别规范主导的家庭分工模式仍是婚育惩罚的主因。由此可见，生育支持政策不能仅依靠经济激励，还应注重性别规范的重塑。

本文基于2014~2023年5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将60岁及以上老年受访者与其健在成年子女配对，从参与广度、份额均衡性、主责分离和份额差异4个方面考察多子女家庭经济支持与家务协助的时期变化，并比较同一家庭内子女的性别与排行差异。研究发现，两类支持的参与范围总体扩大，支持份额趋于分散。控制老年人特征、家庭结构和居住安排后，两类支持分担指数及总体指数均显著提高。在特定数量健在成年子女家庭中的估计结果与多项稳健性检验表明，子女数减少不能单独解释这一趋势。经济支持分担水平始终高于家务协助分担水平，两类支持的份额分布趋于接近，主责分离原始比例仅小幅波动。在混合性别家庭中，两类支持的性别差异均具有时期异质性；在全部多子女家庭中，两类支持的排行差异也均具有时期异质性。性别和排行差异均未持续扩大或缩小。

本文将生育意愿界定为兼顾主观目标导向与现实达成结果的概念，利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基于有序Logit模型考察生育支持与生育意愿对育龄人群再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年收入对二孩和三孩再生育计划的影响呈倒U形且均在约40万元的家庭年收入时达到峰值；祖辈照料和托育服务均会促进再生育计划；在特定经济条件下，育龄人群不会因未能实现生育意愿中的性别偏好而突破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当已育子女数量少于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时，已育女孩数量多于意愿生育女孩数量会促进三孩再生育计划，已育男孩数量多于意愿生育男孩数量则会抑制三孩再生育计划。据此提出政策建议：提升全社会育儿补贴和教育减负支持的覆盖面，降低一般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经济压力；推动婚嫁责任在男女双方家庭之间平等分担；重塑积极的婚育氛围，形成育龄人群愿生、敢生、乐生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