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丁金宏，朱庭生，朱冰玲，樊华，孙小铭，林克武

1999, 23(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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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年代我国出现了城市两地户口婚姻的迅速增长即城乡通婚潮。两地户口婚姻以城市男性娶农村女性为主要结合形式，城市男性的年龄分布相当离散，文化程度上表现为城市较低阶层与流入人口的中高层的般配结合；两地户口婚姻在城市的常住地主要是城郊结合部，呈现“脊环”分布；外地一方的来源地分布表现出静态的距离摩擦和动态的距离吸引。通婚潮是８０年代民工潮的逻辑延伸，标志着城市对农村由经济性开放走向社会性开放；两地户口婚姻的构成特征体现了城乡通婚的边缘性和城市户口的实用价值；这类婚姻正在制造新的婚姻困难人群，并且对城市人口的总量控制构成了新挑战。

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转移与区域政策

杨云彦

1999, 23(5):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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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外部注入资金的倾斜以及内部投资主体的日益多元化，以及劳动力跨地区的空前大流动，导致要素投入的倾斜，各地经济发展出现了较明显的不平衡，使得建国以来长期形成的东西部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决策部门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对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分析，探讨人力资本在区域间转移以及对地区经济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评价相应政策措施的合理性。

近年上海市人口分布态势的巨大变化

张善余

1999, 23(5):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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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其人口分布态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全国最大城市上海，其中心城区范围扩大，人口密度显著下降；城区核心部分人口绝对数。持续减少，城区外缘部分人口大量导入，城市人口分布出现明显的郊区化特点；在郊区农村，城市化迅速推进，农民居住趋于集中，一个以城区为核心的多层次、组团式的合理城镇体系正在形成。以上人口再分布过程，在今后一段较长时期内，还将持续进行，强度还可望进一步加大。对于人口再分布过程中出现的人户分离、中心城区“空心化”、市民通勤成本上升等问题，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时期人口与水灾关系探讨

张伟兵，黎沛虹

1999, 23(5):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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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历史时期人口与水灾变化的分析，认为它们之间呈现出大体一致的变化趋向。这即是：二者都是以宋为分界线的。宋前，二者都集中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且变化幅度不大，而长江流域的人口水灾都很少。宋后，二者同时扩展至长江流域，并且，与前一时期相比，情况大为不同。就流域整体而论，水灾与人口都急剧增加；就不同区域而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水灾则不管人口密度的如何，呈现出一直增长趋势；而在长江流域地区，水灾随人口密度的增减而频发或有所缓和。此外，就整个历史时期而论，则无论流域间还是流域内的各区域，水灾都是随人口分布重心的转移而不断蔓延扩展的。

1999年2月20日：中国跨入老年型社会

本刊编辑部

1999, 23(5):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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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在新世纪的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５０周年华诞。而当人们开始感受新春的气息，沉浸在欢度春节的喜悦之中，１９９９年２月２０日，中国已悄悄地进入了老年型社会。这一年，正是国际老年人年。也许是一种巧合，却是暗含着某种必然。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普遍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通常把６０岁作为老年的起始年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增加。１９６４年人口普查得到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４２２５万，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上升到９６９７万，在１８年的时间里老年人增长了１．３倍。１９９１年中，老年人口已经超过１亿（见下表）。

关于户籍制度与外来人口权益的讨论

本刊编辑部

1999, 23(5):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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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社会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文化思考

姚远

1999, 23(5): 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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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和实现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必须置之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不仅是指经济发展，而且也包括文化方面的内容。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合一、重视伦理和直觉思维的文化特征，构建了对老年人的需求，并形成了老年人社会价值的层次性、伦理性、制度性和主导性的特征。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本位和伦理本位，政府在实现老年人社会价值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老年人社会价值，本文提出了注意文化作用、强调政府功能和突出老年人精神价值的思考。

城市特困老人──急需社会保护的群体

徐勤

1999, 23(5): 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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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困老人是城镇贫困人口中比较脆弱的特殊群体，目前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还很少。本文考察了这一群体的人口特征、经济来源和生活现状，从自身、家庭、社会等多角度揭示了特困老人致贫的原因及其特殊性。文章指出，特困老人的解困工作意义重大，既涉及人道主义问题，也涉及到基本国策问题，多数特困老人尚处于隐蔽状态，容易成为被遗忘的群体，解困工作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需要加强力度和解决技术性问题并逐步走向制度化。

论中国可持续的城市化道路──兼论现行城市发展方针的局限性

王放

1999, 23(5):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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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建国以后中国各级规模城市的增长状况和新设置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本文探讨了近５０年来中国大城市在城市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以及在现阶段对大城市的发展进行控制给中国城市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中国“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现行城市发展方针既不符合大城市超前发展的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规律，也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和８０年代以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未来中国的大城市需要而且必然会有较大的发展，对大城市的成长进行压制是不正确的，也是不能奏效的，只能进行合理的调控和指导。中国的城市化应当是兼顾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效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充分利用大城市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实现城市集体化内涵式发展的可持续的城市化，应当从追求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数量扩张转变为以增强城市功能、促进城市人口适度集中为重点。

HIV/AIDS的社会经济影响

郭震威

1999, 23(5): 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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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AIDS具有很长的潜伏期、巨大的传染性和强烈的年龄选择性（主要打击社会的中坚力量──２０～４０岁的成年人），这些特点使得HIV/AIDS与一般的自然灾害不同，它不仅仅是个卫生问题和人口现象，而且会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和家庭危机。在我国目前，进行对HIV/AIDS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和对HIV/AIDS防治行为的经济－有效性分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近年我国人口控制利益导向机制的实质与今后发展的方向

侯东民

1999, 23(5):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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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我国计划生育部门利用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创建人口控制利益导向机制成功的实践表明，我国人口控制基本国策必须包括两个基本点，即政府对农民生育权益的限制，与政府对农民相关基本权益的保护、补偿，两点必须相结合。在分析计划生育“三结合”工作现状后，作者指出．有必要从基本国策高度进一步明确政府承担相关权益补偿、权益保护责任的主攻方向问题。目前主要由计划生育部门向其他部门筹资。今后主攻方向应及时转向由政府出面承担责任。依靠引入普惠性、规范性较强的社会保障手段，进一步深化我国人口控制机制改革。论证了实行这种转变时机已经成熟，提出了用政府承诺与农民自保相结合，养老金保险与实物保险相结合的方式，为农村计划生育户建立有效的社会养老保障；以及应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与计划生育手术保险等政策性建议。

先进典型“滑坡”现象的原因及其对策

陈卫国

1999, 23(5):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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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６月在江苏盐城召开全国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以后，各地根据盐城市“少生快富文明工程”的经验，抓了一批又一批“三结合”的典型，许多典型起到了很好、很大的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看到这样一些情况：有的地区和单位，年年月月都在抓典型，到头来手中却没有一个象样的典型；有的典型“墙内开花墙外香”──美名在外；有的典型吹得神乎其神，使人感到可敬不可亲，可望不可及；有的典型材料读起来很不错，仔细品味却又看不出具体经验，找不到特色；有的典型，宣传时一阵风，过些时如坠冷宫，似“昙花一现”。有的典型在扶植、总结、宣传、推广上并没少下功夫，但面上到底学得如何，却不甚了解，从效果上看，往往是“雨过地皮湿”。

质疑“传统生育观念”的说法

李文，许彦彬

1999, 23(5):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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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无法解释的矛盾人们习惯于将“多、密、男”生育模式同传统生育观念相联系；将“少、稀、男女都一样”的生育模式同现代生育观念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将生育观念进行传统和现代的划分，即早生、多生、生男为传统的生育观念；晚生、少生、男女都一样为现代生育观念。这种依据生育的时间、数量和性别偏好为依据的划分的合理性需要进一步讨论。否则，便会影响对我国农村的生育观念的准确评价。从逻辑上看，在相同的生育行为的选择结果背后可能是千差万别的生育需求。如果将早生、多生和生男这个选择结果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传统的生育观念。

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读张天路教授编著的《民族人口学》

乔晓春

1999, 23(5):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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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张天路教授已有１５年了，尽管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但对于张教授的为人，以及那种认真、勤奋和治学精神则非常了解，并十分敬佩。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方面，张教授可谓全国最知名的专家，而且做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中国民族人口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２０年的研究中，他本人出版专著１０部，发表论文１２０余篇，研究成果达６００多万字，成果之丰富，令人惊叹。经过多年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研究之后，张教授开始思考并探索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民族人口学。一门新学科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和研究过程的，它必须是先有内容，后有名称。从这一点上看，民族人口学的形成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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