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1年 第45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1-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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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的人口发展与人口理论

治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人口治理格局

胡湛, 彭希哲

2021, 45(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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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治理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题和核心领域之一。在中国治理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当代中国人口治理理念从强调工具性趋于强化包容性，人口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理性—家庭自治—社会自主”的三重平衡，这种三元结构是中国人口治理格局的重要特征乃至优势。然而，中国的治理路径仍囿于“以人口适应制度”模式，存在若干治理惯性且治理效能趋于衰减。为回应新时代的治理转型需求并适应其人口变动趋势，亟须重新认识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整合“以人口适应制度”和“以制度适应人口”的治理路径，延续已有人口治理结构优势并进一步开发其治理资源，在充分利用新时代发展契机的基础上完善人口治理格局，凝练出新时代人口治理的“中国方案”。

生育研究

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

宋健, 阿里米热·阿里木

2021, 45(4):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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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被视为一个常态化现象，但其偏离程度和家庭生育支持的影响机制尚未取得共识。利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构造“偏向度”“偏向类型”“无偏层次”等概念，实证分析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现状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研究发现，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向度平均约为0.14个孩子；生育意愿与行为无偏离的育龄女性在样本中所占比例高达85.45%；超过40%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符合调查时正在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的数量要求。各类家庭生育支持均有助于显著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大于行为的可能性，尤其是有利于生育趋近完成态的育龄女性完成其未满足的生育意愿。建议全面加强家庭生育支持，从而提高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并降低其处于低意愿水平的可能性。

婚姻与家庭

中国家庭多代代际关系网络的图景与形态——基于6个典型家庭的分析

吴帆, 王琳

2021, 45(4):  3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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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在现代化后期发展阶段和快速人口老龄化阶段的中国而言，家庭多代代际关系网络已成为中国家庭的常态。家庭多代代际关系网络比传统定义下的家庭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性意义。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6个典型家庭的研究发现：家庭代际关系网络分布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叠加，空间离散并未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理分隔；家庭代际关系呈现出完全团结型、双轴团结型、基本团结型、部分团结型和分化型等多种模式；家庭代际支持的内容多样化、方向多元化，不同类型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不同；家庭代际关系网络的中心及代际间的联结方式存在差异；家庭代际关系的互惠性不具有即刻性，跨个人生命周期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代际互惠才具有实际意义。

配偶替代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关系

李卫东

2021, 45(4):  5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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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2016年在广州收集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专项调查数据，探讨配偶替代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迁入地地方婚姻市场中异性多于同性会显著降低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迁出地地方婚姻市场的性别结构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性别比越高，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越好；迁出地便利性也仅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迁出地位于山区会显著提高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研究表明，在性别失衡和人口迁移的背景下，女性拥有更多的再婚机会，使女性农民工具有更高的离婚倾向，而男性农民工则倾向于维持当前婚姻。

人口流迁

从离散到聚合：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分析

扈新强, 赵玉峰

2021, 45(4):  6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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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探讨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状况，从流动模式、过程和结果3个方面对流动人口家庭化的概念、类型进行重新界定，按照家庭化程度将流动人口家庭划分为离散型家庭和聚合型家庭。研究发现，当前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呈现出从离散化向聚合化演进的趋势；流动模式从单一性转向多元化，呈现以家庭式流动为主的特征；流动过程遵循“夫妻一方先行”“夫妻共同先行”“其他成员先行”3种流动序列以及以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为主的“分”“合”路径；流动结果整体呈现出“聚合多、离散少”的家庭化状态。深入考察流动人口家庭化程度，有助于把握流动人口家庭基本状况，为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目标实现提供参考信息。

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

刘涛, 王德政

2021, 45(4):  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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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工作收入、工作时间和社会保障三维度综合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分析受教育年限与工作经验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路径。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及其各维度的影响程度都高于工作经验，且后者对工作时间没有显著影响；受教育年限能够通过职业层次和就业正规性的显著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就业质量，而工作经验对就业质量只有直接影响。从生命历程的角度解析教育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关键作用：迁移就业前的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流动人口的职业层次，低层次就业者的工作经验边际回报更低、就业质量提升空间受到限制，进而加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群体分化。

人口与经济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科技创新？——基于系统GMM方法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

沈可, 李雅凝

2021, 45(4):  1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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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2000~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异质性。运用系统GMM方法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科技创新、根本性创新及渐进性创新之间均呈驼峰型关系，即老龄化先促进后抑制创新水平；相较于渐进性创新，人口老龄化对根本性创新的负面效应将更早显现。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城镇化率门槛效应，城镇化率的门槛值约为86%，即当城镇化率低于该门槛值时，人口老龄化将抑制创新；而当城镇化率高于门槛值时，老龄化转而有利于促进创新。由此可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有助于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城市规模分布和经济发展：存在一种特定模式吗？

陆旸

2021, 45(4):  11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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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homas Brinkhoff的城市人口数据库，采用了118个国家相距10年的两期数据，检验了国家首位值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人均GNI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首位值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经济发展与首位值之间的关系为正；而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负。同时，经验分析结果也发现了“中心区位理论”在解释城市规模分布中的作用。其中，由经济活动强度和制造业占比代表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促进人口集中，由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代表的地租和运输成本促进人口分散。研究结论对中国的启示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会无限膨胀，因为“发展”会自动疏散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