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有关中国婚育文化变迁的研究,对不同类型婚育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深层次社会经济背景讨论不足。通过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考察,研究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的婚育行为受到家族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以“传宗接代”“早生多生”“多子多福”为核心思想的家族主义婚育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当下中国社会蔓延,物质主义逐渐取代家族主义,成为婚育文化的新的主导力量。物质主义婚育文化本质上是低生育文化,它通过一系列中介因素作用于个体的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导致民众“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适度提高生育水平,需要弱化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形塑一个既有个人自主性又有社群向心力的健康社会。

文章运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市的数据，从时期生育水平和队列生育水平两个角度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西南地区妇女生育变动及其省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2016年以后，妇女总和生育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高，且这种升高几乎完全由二孩总和生育率升高所贡献；第二，妇女初婚和初育推迟导致一孩总和生育率偏低，低年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减少；第三，35~39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和二孩递进比提高，反映了生育政策调整的作用；第四，妇女生育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贵州和云南妇女生育率高于重庆和四川，农业户口妇女生育率高于非农户口妇女，但生育政策调整对非农户口妇女生育的影响更为明显。

基于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文章通过Logistic多元估计模型与倾向值匹配等量化方法,以代际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分析为切入点,回应了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关系的经典命题。结果表明:父代经济收入与子代数量,影响着子代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在三代的代际交换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且存在着稳健性的正向效应。在三代的代际合作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家庭效用产生了正向显著性影响。文章指出了代际合作与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之间的正向关系,生育偏好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的重要参数,并说明了代际交换的不平衡以及子代家庭效用增长等问题。

文章使用2013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城-城流动人口参加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个人特征方面，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与参保行为显著相关，男性相比女性参保率较高；25～34岁组参保可能性最大；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保可能性越大。第二，经济社会因素中，单位性质为外资企业的流动人口参保可能性最大；收入越高，参保率越高；拥有商品房或自建房的相对于租住私房的参保率更高。第三，流动因素中，流入区域、时间和流动范围对参保行为影响显著，中部相对于东部、西部参保可能性最小；市内跨县流动者相对于省内跨市、跨省流动者参保可能性更大；流入时间越长参保可能性越大。

通过"五普"和"六普"数据对比分析发现,2010年与2000年相比,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呈现"五升高"、"四缩小"和"一增多"的特点:全国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升高、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升高、各类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别比全面升高;出生性别比的地区间差距缩小、城乡间差距缩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差距缩小、孩次之间差距缩小;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和极端严重偏高的省市区增多。上述特点表明,过去10年,我国高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四个方面的"扩散"迹象:从汉族向少数民族扩散、从乡村向城市扩散、从高孩次向低孩次扩散、从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向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扩散。鉴于此,建议我国降低出生性别比的工作应该"控高"与"防扩"并重。

人口转变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有80多年的历史。数十年来,许多学者对人口转变的研究和贡献,使之成为人口学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它概括了人类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的演变特点以及这种演变的原因和社会经济后果。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学者范德卡及其同事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以此概括二战以后发生在西欧的一系列人口和婚姻家庭的变化以及生育率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又有学者用"第三次人口转变"表述欧美国家持续的低生育率和高迁入率导致的人种结构的变化。文章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三次人口转变"的提出者们的研究是非常有启发性和有价值的,但并不赞成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内容冠以"人口转变"。

农村奖扶制度自2004年推行以来,深受农村居民的欢迎,并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被称作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次重要创新。但本文通过对我国人口现状和发展趋势、生育水平变化等分析,从未来我国计生政策调整的必然性推断,以奖励少生为主要目的的计划生育奖扶制度存在潜在且较大的风险。为此,本文结合当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情况,建议将奖扶制度并入新农保政策,并提出了制度改革的具体思路和办法。文章一并讨论了制度转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老年问题在我国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在我国传统社会中,老年人养老在家庭进行,养老支持基本上由家庭成员(主要是子女)提供。但在现代社会,这种养老方式日益受到挑战,特别是人口迁移流动的增加导致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分住两地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而这种代际的空间隔离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老年人获得来自成年子女的照料支持。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在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考查美国的“远距离照料”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1“远距离照料”及其在美国的发展现状1.1远距离照料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Litwak(1960)就注意到了“远距离照料”(Long Distance Care

我国部分地区群众生育性别选择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就地选择向异地选择变化,由“持证”后选择向“持证”前选择变化,由婚后选择向婚前选择变化,由产前选择向产后选择变化。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0世纪的最后 3 0年 ,我国人口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人口变动已经并将继续影响我国教育的发展 :生育率的下降使小学在校生规模缩小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使不同年龄层次人口对不同教育层次的需求发生变化 ,人口分布的变动要求教育网点分布作相应改变。在部分地区 ,教育的发展未能充分考虑人口的变动已经带来不良后果。文章建议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教育资源的作用 ,尽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人口的教育需求 ,一要高度重视理论研究 ,二要科学进行教育决策 ,三要及时调整教育投资结构 ,四要重新规划教育网点

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原因 ,1 95 0年前后以青壮年男性人口为主的大批大陆人口迁入台湾 ,导致台湾部分年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性别比偏高使得处在婚龄段的男性人口成婚困难 ,男性终身不婚率高 ,老年离婚男性比例高 ,以及单身老人处境艰难。性别比偏高还导致婚姻年龄的性别差异扩大 ,经济落后地区女性外流严重。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扩散性、年龄上的传递性、社会影响的综合性和问题解决的艰难性等特点。

即将于２０００年举行的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在普查标准时间，普查登记方法、调查方法与调查内容及项目数量等较“四普”都有较大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增强了普查的实用性。但新的普查方法和普查表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长表项目设置过多，部分项目设置意义不大，少数项目和选项内容不严密等。

50年代以前,西双版纳疟疾十分流行,是有名的“瘴疠之区”。疟疾流行最直接的人口学后果是导致人口的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了与高死亡率相对应的高出生率,人口再生产类型呈“高—高—低”特点。50年代以后,西双版纳的疟疾逐步得以控制,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文章认为,疟疾发病率的大幅度降低是西双版纳人口转变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是对《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主要论点的再认识。以心理学原理为依据,提出计划生育的目的是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但转变观念有赖于改变行为,而改变生育行为又只有在行政、经济等控制措施的“强化”下才能实现。文章认为全国低生育率掩盖了农村的较高生育率;人们生育观念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中国未来人口战略因此只应修正和补充,而不能根本改变。

<正>1 城镇计划生育实行社区管理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行政手段加以管理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城镇原有的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要求。 1.1 城镇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加大了管理的难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城镇中来自农村和外地市镇的人口增多,而且,城镇流动人口呈逐年增长之势。其中绝大部分属于育龄人群,主要来自农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生育仍以“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为主导,而且这部分人的特点是居住分散、流动性大,往往是“户籍地管不着,居住地无人管”。 1.2 城镇个体工商户队伍不断扩大,企事业单位富余人员流向社会,原来的计划生育管理显得鞭长莫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由于个人选择职业更为自由,有些单位正式工作人员辞职下海;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和优化组合,部分富余人员和停薪留职人员走向社会,一些亏损企业职工内退、放长假。企业对这部分人缺乏计划生育管理措施,他们的婚姻、孕情、生育节育措施落实情况不易掌握。 1.3 党政部门机构改革,政府权力下放,各级计划生育的行政约束机制受到冲击,力度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