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青壮年独居水平呈现大幅提升趋势的背景下，使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并利用因素分解法对20~49岁青壮年人口独居水平的变迁趋势、性别和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独居可行条件优化和人口流动增强是2000~2020年青壮年独居快速兴起的主导因素;独居可行条件和婚姻行为的性别差异是导致青壮年男性独居水平高于女性的主要因素，而人口流动则是导致城镇青壮年独居水平高于乡村的主要因素;从个体生命历程看，人口流动增强和婚姻推迟主导了青年向成年过渡阶段独居水平的上升，而独居可行条件优化成为壮年期独居水平上升的主导因素。鉴于此，家庭领域社会政策的制定要充分把握青壮年独居的未来趋势和异质性特征。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初婚年龄呈现加速推迟趋势。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00年的23.28岁上升到2010年的24.00岁和2020年的27.95岁，后10年增量是前10年增量的5倍多。考虑到用人数加权法计算的平均初婚年龄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结合用率加权法计算的平均初婚年龄、初婚时平均单身年数和0岁未婚预期寿命，综合探讨中国女性初婚推迟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各指标均反映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正加速推迟且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迹象。在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增长走势更加平缓，2000~2020年的推迟幅度在2.92~3.78岁之间，低于人数加权法计算的推迟幅度。分城镇乡来看，各指标均显示出城市、镇和乡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在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后，城市、镇和乡村女性的初婚推迟程度均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在城市较小，在镇和乡村更大。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存在两种方向: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削弱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包括家庭传承型和经济效用型生育动机)抑制生育意愿；二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个体导向型生育动机(主要是情感喜悦型生育动机)提高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生育意愿的过程中起到的抑制作用更大，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1.251%。此外，互联网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存在着世代、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异质性，不同上网行为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也存在差别。考察生育动机的中介效应，有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为网络时代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提供新思路。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分析中国人口的新态势和新特征提供了高质量的数据。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并结合以往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1990~2020年的初婚推迟水平和趋势。研究表明，各类群体的初婚年龄均在推迟，且近年来推迟加速，但终身不婚率依然很低，中国婚姻正在步入晚婚普婚模式。中国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初婚推迟路径，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发生的行为先行的超前推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婚姻的可取性、可行性、可获得性对于婚姻的阻力会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初婚还存在继续推迟的空间，但短期内普婚的特征不会改变。初婚决定因素对不同人群的作用不同，认识到初婚推迟背后的异质性非常重要，中国农村男性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婚风险。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上网整体上会降低个人生育意愿，对生育多少的意愿的影响大于对要不要生育的意愿的影响。上网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存在两种机制：一是增加生育焦虑，促进个人生育观念改变；二是刺激个人消费，挤压可用于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预算。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以学习、工作、社交为目的的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以娱乐和购物消费为目的的上网会显著降低个人生育意愿；与上网不同，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等传统媒介的使用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为防范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合理引导网络消费，帮助个人树立积极的生育观和正确的消费观。

近年来中国人口的婚姻生育行为发生了明显变化，对出生人数变动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近年来出生人数下降的分解表明，各种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下降是出生人数下降的主导因素，而婚育年龄的加速推迟强化了出生人数的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的出生人数进入了更迅速的下降通道。

中国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但终身未婚率目前仍然很低，具有晚婚普婚的特点，与欧洲婚姻模式中终身未婚率高的特点明显不同。中国社会重视家庭中的代际义务关系，相关社会政策尽力维护婚姻收益的专属性和排他性，这些都强化了婚姻价值，有利于维系普婚模式。但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加剧，人们的价值观更加多元，特别是消费主义思想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对传统婚姻、家庭、生育观念造成较大冲击，影响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导致人们做出不婚选择的风险加大。随着经济进入减速转型时期，个人在婚姻市场找到合意配偶的难度加大，更有可能选择不婚。分析预测中国婚姻模式的变化趋势，必须理解个人婚姻决策的过程，特别是普婚模式和不婚模式下决策的差异。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高铁作为一项大型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发挥了重塑城市空间和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基于MODIS遥感数据考察在2010~2016年中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时期，中国297个地级市的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并采用空间面板回归的方法探讨高铁站点的开通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速铁路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格局空间集聚特征日益明显，长三角地区是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区域；高铁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会根据城市本身的发展水平及高铁站点的位置而产生分化；高铁站点的开通可以显著提高其站点所在城市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在中小规模城市中更为明显。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总和生育率、递进总和生育率、内在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生育率的估计和对比，分析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及变化趋势。估计结果表明，10年间总和生育率、递进总和生育率、内在总和生育率的均值分别为1.65、 1.67、1.74。这3个指标逐步消除影响生育率的进度效应，从而使测量结果不断接近实际生育水平。同时，35岁以上队列妇女的累计或终身生育率均高于1.6。文章认为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基本处于1.6以上，全面两孩政策又进一步显著提升了生育水平。另外，分孩次结果显示，近年来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反映了妇女婚育年龄推迟的进度效应；二孩总和生育率的上升则很大程度上是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

幸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是对生命质量的积极评价，因此测量生命质量不仅要考察客观的生活状态，也要关注主观幸福感受。客观维度的生命质量往往通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反映，而主观维度的生命质量可以通过幸福预期寿命进行测量。国际上对健康预期寿命的研究已有几十年，但是幸福预期寿命的概念提出较晚、研究较少。在中国也有较多的健康预期寿命研究，但是还没有对幸福预期寿命的关注。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对2005~2015年中国人口的幸福预期寿命进行估计，显示我国居民的幸福水平存在“幸福扩张”趋势。文章认为幸福预期寿命能够弥补只从健康预期寿命反映生命质量的局限性，它作为健康预期寿命的有效补充，共同反映人口的生命质量。

队列要素方法目前在人口预测实践中应用极为广泛,而在人口预测软件中对其加以 具体运用时,由于涉及算法设定、程序编制上的诸多细节问题,预测结果的精准程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文章选定主流的人口预测软件,使用瑞典的实际人口数据,开展对比性人口预测试验,考察不同软件 对队列要素方法的实现状况。 研究发现,MORTPAK、Spectrum 和 PADIS-INT 人口预测软件由 5 岁组 起始人口插分出的单岁组结果具有一致性、是相近的,根据预测结果推算出的存活比差别甚微,出生 人口的预测结果也没有显示很大差异。 PADIS-INT 已经达到国际主流人口预测软件所应具有的预测 水准,而考虑到其功能设置更加丰富、参数导入更加灵活、结果呈现更加细致的优势,它目前更加适用 于具有应用性质的详细人口预测。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随着空巢老人比重的持续上升，老年人在空巢状态度过的时间也在不断延长。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ARLS)2011、2013 年的数据和多状态生命表法，估计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空巢预期寿命， 及其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差异。结果表明，中国老年人整个老年期中超过一半的余寿都处在空巢状态; 女性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老年人; 农村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高于城市老年人; 而受教育水平越高， 老年人空巢预期寿命也越长。另外，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与他们当前所处居住状态有很大关系,当前处在空巢状态的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比重都远远高于处于非空巢状态的老年人。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文章利用人口普查年龄分布数据和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两种生育率估计方法，即整合法和变量r 法，对中国1982 年以来各普查间的生育水平进行估计。利用整合法估计的是出生率，通过出生率换算为出生人数，进而估计生育率。利用变量r 法估计的是净再生产率，通过净再生产率转换为对生育率的估计。整合法对1982 ～ 1990 年和2000 ～ 2010 年普查间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的估计，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而对1990 ～ 2000 年普查间的估计则要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由此估计的1982 ～ 1990 年、1990 ～ 2000 年和2000 ～ 2010 年各普查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依次为2. 63、1. 68 和1. 56。利用变量r 法对各普查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分别为2. 60、1. 61 和1. 68。因而，2000 ～ 2010 年中国平均生育率的估计应该在1. 6 左右。

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在假设2010年普查漏报率与1990年普查漏报率相同的条件下，再次估计了2005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普查同队列人口的比较计算表明，1990年0-5岁人口漏报率高达7.7%。以此漏报率调整了2010年0-5岁人口，进而推算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同时，又通过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间接估计了2005年以来的生育率。这两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虽有差异，但可以认为存在一致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一些研究使用不同数据和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会低于1.5，很有可能在1.6左右的水平上。文章亦对研究假设和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

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再度得到了极低生育率，引发了很多研究的重新估计和讨论，似乎重复着10年前的争论。直接使用人口普查数据、使用调整的人口普查数据、使用其他来源的数据的研究得到的估计结果依然存在较大差异。文章使用人口普查中提供的两项生育数据，即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和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状况数据，应用Brass提出的生育率间接估计P/F 比值方法，对中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间接估计，得到的结果为1.66。对于P/F 比值，在20～24 岁至35～39岁年龄组上都保持着较为平稳一致的值，即为1.4左右。这表明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的生育水平一直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下降趋势。文章还对使用这种间接估计方法所得结果的准确性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

消费需求效应是人口老龄化影响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之一。利用1960-2009 年55个样本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会通过消费路径产生推动服务业(包括产值和就业)比重提升的需求效应，并且随着老龄化水平提高，需求效应递增; 但高度老龄化后，由于会加强劳动力供给约束，老龄化对服务业就业增长的推动作用不再显著。按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分样本观察发现，处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老龄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因在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老龄化需求效应的作用大小和表现形式不尽一致。需求效应同时受到老龄化水平和消费比重的影响。大力发展服务业对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及内在总和生育率的对比分析,对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生育行为的结构进行剖析,对生育的数量效应、进度效应在生育率变动中的各自的作用进行定量分解。内在总和生育率在估计时期生育水平上,是比总和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更好的指标,能够更准确测量生育的进度效应。结果表明1970年代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数量效应占比远超进度效应,达到3/4;1980年代数量效应的比例也达到2/3;1990年代,数量效应作用比例为略高于50%;而2000年以来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的作用此消彼长,总体而言,数量效应不足50%。1970年代,进度效应使总和生育率下降0.2～0.4;1980年代,进度效应很小;而1990年代以来,进度效应使总和生育率下降0.1～0.2。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与欧美国家完全不同的路径。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背景和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方向与发达国家存在本质上的差异,与发达国家"去家庭化"的方向相反,我国家庭政策发展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家庭化",即基于家庭责任前提构建福利保障体系,通过强化家庭功能实现为公民提供福利和保障的目标。我国的家庭政策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补充社会福利发展水平低造成的保障程度不足,提升家庭自身福利供给和保障能力;另一方面要针对家庭变化产生的问题,调整社会福利配给和组织方式,扩大以家庭为生计单位的福利保障。我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要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为重点,包括就业支持政策和供养家庭支持政策两大类。

近一两年来,各机构、组织、刊物举办的有关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各种研讨会、论坛相当频繁,国内外学者、各部门和各级别的政府官员在各种刊物、网络媒体上发表 的有关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文章数不胜数。《人口研究》编辑部一年前曾经组织了一期论坛"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挑战与展望",时隔一年,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刚刚结束之时,再次就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有关问题举办论坛进行讨论。第六次人口普查可谓当前中国人口研究和实际工作的焦点、热点、难点。社会各界对第六次人口普查也充满了期待。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家统计局(作为主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政府部门)、北京市统计局(作为实际工作部门)和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就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改进和改革、第六次人口普查在试点和登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和启示进行讨论。

背景对于我国生育水平的讨论成为近年来人口研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是因为它在判断我国的人口态势上实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1.22的结果一公布就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连主持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都认为是“偏低”了,在2003年又发布了把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4的结果。但,既便如此也没有平息争论,反而围绕着什么是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出现了众说纷纭、烽烟四起的局面。在认为常规人口统计数据不可信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找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目前我国生育水平的其他方法。其中一个被热衷的思路就是运用教育统计来估计生育水平,其理由是因为教育

背景自198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潜在的负面后果之严重均达到极其严峻的程度。由于该现象发生在严格的限制性的生育政策实施以后,二者存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符合因果关系三个基本前提之一,故“生育政策是否导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瞩目的焦点。然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且曲折的过程;而且,迄今为止,与铺天盖地的有关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讨论相比,直接探究政策作用的研究依旧寥寥无几。相关研究主要从理论的角度阐释了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存在怎样的关联、为何存在关联,少数研究也涉及到实证的数据分析。为数不多的研究结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社会和人口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低生育率和长寿水平都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本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育率、死亡率的重大转变,刻画我国人口转变的主要特征,讨论我国未来人口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中国所经历的迅速而重大的人口转变,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伟大的实践创造出伟大的模式。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为世界人口转变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口转变必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波澜壮阔的一页。

背景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短暂的30年里,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迅速转型的背景下,我国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历史性转变,跨入了低生育、低增长、高寿命的国家行列,我国的人口再生产指标已经接近或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在经济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人口指标上,中国可以说是发达国家。30年来,我国人口学和人口研究也获得了长足发展,迅速缩小了与国际人口学研究的差距;可以说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我国人口学的发展最具有国际性。过去30年中国发生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在历史上和国际上都是无法比拟的。这些变革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背景极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是近一、二十年来新出现的人口现象,虽然并不普遍,但却十分值得警醒。欧洲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先进入极低生育率的国家(即总和生育率低于1.3);如今,欧洲和东亚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都出现了生育率低于1.3的局面。在中国,我们不仅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遭遇了过低的总和生育率,而且在一些经济上尚不发达地区也观察到了该现象。比如,在湖北省的宜昌地区(包括经济欠发达的长阳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近十年的总和生育率始终徘徊于1.0左右(张宗益,2007)。无论“极低生育率”的概念如何界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都达到了“低生育率中的最低”。极低生育率不是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奥运会对北京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种影响将从申办期间、举办期间延伸到后奥运时期乃至更为长远,将对北京和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北京的人口发展无疑也将受到奥运会的重大影响。奥运会不仅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发展等影响北京的人口增长和人口再分布,而且人文奥运对北京城市文明和人口素质的提升也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奥运会的全方位影响考察中,奥运会的人口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地讨论;这种探讨既有重要意义,也存在数据和方法上的挑战。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奥运会,同时为了促进奥运会对北京人口发展影响的探讨,本刊这期"人口与发展"论坛特别邀请了几位专家撰文论述。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张耀军博士梳理了奥运会对人口发展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奥运会对北京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素质各方面的影响,预测了后奥运时期北京人口的可能发展趋势。鉴于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流动人口,同时,流动人口也是奥运会人口影响的主要方面,北京市团市委王粤、孙铁楠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丁凯探讨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问题。他们总结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和奥运会影响的背景下,探讨了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对策。我们希望通过本次论坛,进一步推动奥运会人口影响的公众关注和学术讨论,以人文奥运促进和谐人口与和谐社会。

背景《人口研究》是中国最早创办的人口学学术刊物,自1977年创刊以来它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在人口学上,按照目前中国的平均世代间隔,30年也就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然而,就是在这短暂的一代人时间,中国经历了最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人口学和人口研究也迅速成长起来。现在的《人口研究》和30年前时相比有了很大不同。浏览《人口研究》30年的历程,记忆中的许多往事使人感慨、动人情怀。《人口研究》见证和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人口学的发展。《人口研究》到了而立之年,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回顾《人口研究》30年,从发表论文的选题、内容和数量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中国人口学和人口研究的发展历程。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背景“人口红利”是舶来品,并于近几年在国内迅速流传。“人口红利”所指的就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尽管“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在西方是新近产生的,但是早在1980年代,国内学者已经关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讨论中国的快速人口转变将产生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人口红利”是一个人口学概念,更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如何理解“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如何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多大程度存在“人口红利”,中国是在收获“人口红利”还是在承担人口压力,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理论和政策上都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