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杜鹏, 吴赐霖

2024, 48(3):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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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长寿水平时，百岁老人这一极具代表性的群体常被忽略。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2020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百岁老人比例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寿大国，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还需要向长寿强国迈进。中国东部地区的百岁老人数量最多且百岁老人比例最高，生活在城镇的百岁老人数量超过农村，70.4%的百岁老人都是女性，绝大多数民族百岁老人的数量和比例均有所提升但各民族间仍存在差异。中国要实现从长寿大国到长寿强国的跨越，必须依靠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在政治引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精神文化和环境保护领域综合施策，推动中国的长寿时代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与演化机制

张震, 李强

2024, 48(3):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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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迎来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人口死亡高峰。数理人口分析显示，人口死亡高峰的演化取决于3个相互交织的人口因素：(1)历史出生数变动对死亡数变化起着主导性作用；(2)存活率提高会扩大老年人口基数进而增加老年死亡数；(3)死亡率下降有削减人口死亡高峰的作用。由于这3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出生队列和年龄的死亡数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年龄别死亡数呈现出明显的起伏波动，而年龄合计下各年龄死亡数的波动互有抵消，最终使得总死亡数的变化相对平滑。尽管老年死亡数增长是人口转变的自然结果，但是中国人口死亡高峰来势迅猛、规模庞大，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将构成严峻挑战，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尽早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拓展研究

陈友华, 杨慧康

2024, 48(3):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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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威尔从微观家庭角度提出了代际财富流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关系变革尤其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导致了生育率转变。该理论无疑具有独创性，但存在应用性与解释力问题。在代际财富流理论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尝试将其核心概念和最关键命题操作化，并借助国民转移账户(NTA)项目提供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对其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发现，将公共层面的代际财富流引入，可形成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6种组合类型；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了变化，导致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经历由向下到向上的转变；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受到人口结构和年龄别平均转移量的影响。拓展后的解释框架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财富转移和生育率转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评价——基于城市群经济效益的分析

童玉芬, 韩佳宾, 杨艳飞

2024, 48(3): 5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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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以城市群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理论推导出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指数(E-Zipf)公式，利用2010~2020年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测算得出E-Zipf指数，并根据该标准对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现状进行合理性评价。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的E-Zipf指数为1.33，高于Zipf等于1的一般标准；以E-Zipf等于1.33为标准，与传统Zipf等于1的标准相比，有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是集聚不足而非集聚过度；合理性分类结果显示，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处于合理范围，5个存在集聚过度，8个存在集聚不足。建议分类施策，积极引导集聚过度城市群疏解中心城市人口、适当发展外围城市，而集聚不足城市群则需要进一步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集聚。

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及其对民族人口变动的影响

王力, 周思瑶

2024, 48(3): 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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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族际通婚家庭子女民族成份选择矩阵，基于人口平衡方程，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估算2010~2020年间影响各民族人口变动的净族际选择人数，并分析各民族之间的选择偏好。研究发现，10年间全国共新增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约857万人，少数民族中发生民族成份选择的新增人口占比近四成；少数民族整体的净族际选择人数达195万人，约占同期少数民族新增人口的1/10；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家庭中，子女选择少数民族成份的比例高达79.33%；各少数民族人口变动主要取决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家庭子女的规模及民族成份选择偏好；少数民族之间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偏好存在通婚圈差异。

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效应分析

王永梅, 张硕, 公晓艳

2024, 48(3): 8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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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个体-家庭”双重效应模型，采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年和2020年面板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政策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改革试点的“心理健康效应”得到政策试点数据验证，但主要体现在女性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中；改革试点具有较高的家庭溢出效应，显著激发了子女的孝心孝行，对于促进新时期家庭发展和孝道重构具有重要作用；改革试点扩大了老年人社交网络，进一步改善了其心理健康；尽管改革试点的核心成就在于日常照料服务，但因其产生的大规模健康摸排为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提供了路径。研究结果对于推进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女性老年人的失能轨迹及其影响因素——兼论城乡与队列差异

胡宏伟, 郭宏旺, 刘雨佳

2024, 48(3): 9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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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老年人是失能的高风险群体。基于1998~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采用组基轨迹模型及其拓展模型，识别了中国女性老年人的日常行为能力轨迹与认知感知能力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失能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城乡与队列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女性老年人日常行为能力轨迹呈现出终身稳定型、晚年风险型、终身风险型3种类型；认知感知能力轨迹分为低起点失智风险型与高起点失智风险型两类；联合识别结果发现，女性老年人同时面临较高的日常行为能力与认知感知能力损伤风险的概率高达0.109；社会资本、社会保障、童年逆境、健康行为等均会对女性老年人的失能轨迹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失能照护政策的发展既要重视人口健康的结构性差异，又要注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护。

负性事件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童年事件和现期事件的分析

赵梦晗, 黄远丰

2024, 48(3): 11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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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理解负性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政策。使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考察负性童年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及其在现期事件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负性童年事件通过影响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或预算约束间接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积极现期事件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正面影响，负性现期事件对老年人多个维度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负性童年事件在负性现期事件的影响上存在调节效应，相比于未经历过负性童年事件的老年人，负性现期事件对经历过负性童年事件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慢性病数量的负面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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