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和问题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畅通流动的关键。在厘清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概念和估计口径的基础上,以2010年和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年龄和性别结构、地区分布、居住安排等重要人口学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考察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入园)机会、在校情况和超龄就学等最新教育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依然庞大,留守可能性与年龄和性别存在密切关联;随着母亲外出趋势增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普遍的隔代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与农村儿童整体相比不再有明显优势,且面临更严重的超龄就学问题。应继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

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对1960~2020年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关注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情况，并对其未来趋势进行预判。研究发现，60年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与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均呈现先减后增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与此同时，中国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存在差异。在此期间，尽管邻国来华移民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大陆视为其主要目的地。结合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安排，可以预见中国今后将迎接更大规模的邻国国际移民。当前，需要在学术研究与相关政策制定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负增长新阶段，人口负增长形势将保持常态化，且这一阶段的人口变动将呈现诸多新特征。身处历史拐点，首先需要全面把握人口发展整体态势，理性对待人口负增长。同时，应积极推动人力资源开发路径向”质量型、配置型、开放型”转变：优化人力资源开发导向，不断挖潜人口质量红利；顺应人口流动性增强的历史趋势，持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放眼国际人力资源市场，着力集聚海外智力资源。

利用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人口流动参与度、流动人口能见度、流动人口分布、跨省迁移流等方法和指标，从流出地、流入地、流向的视角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演变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同时，从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教育结构、城乡结构、人户分离情况、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情况、跨国（境）流动情况出发，论述中国人口迁移转变的发展脉络和新特点。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的高流动性已然成为中国人口格局的新常态，不同地区人口迁移转变的进程不一，部分地区开始进入人口迁移转变的新阶段。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流动人口内部结构迅速变化，新特点逐渐显现，中国的人口迁移已经经历并将延续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转变历程。

族际通婚对于构建民族互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一是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的人口规模和比例均明显提升；二是族际通婚比例在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三是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各族际通婚子圈相互交融；四是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五是城镇化对族际通婚有积极影响；六是人口流动对族际通婚有促进作用；七是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八是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九是受教育程度与族际通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大幅度扩大；城镇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度不断增强；流动人口已成为城镇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城城流动人口规模大幅度提升；流动人口仍高度集中地流向东部地区；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最快；国际移民稳健增长。迁徙中国形态得到进一步确认。

国际人口迁移格局发生骤变，亟须专门研究。通过回顾国际人口迁移转变的历程，发现国际移民的流量、流向和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移民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同时，中国的国际人口迁移尽管历经数次起伏，但迁移规模在不断扩大，预计随着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等战略的不断深入，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规模会持续增加。中国将从一个没有国际移民、不了解国际移民、不熟悉国际移民事务的状态，向一个有大规模国际移民、需要了解国际移民、熟悉国际移民事务的状态转变。为适应向大规模国际移民时代的转变，中国应该重视国际移民信息采集的系统性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重大经贸、外交等战略安排开展国际移民视角评估，有针对性地建立移民预案。

人口低空间流动性是数千年乡土中国的人口特征。过去40年，我国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从很少迁移的“乡土中国”向大规模、高频率迁移的“迁徙中国”转变的过程，迅速实现了向大规模、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全员迁移流动的转变。从乡土时代向迁徙时代的转变能够在短短40年内得以实现，有其内在机制，如土地制度改革、人口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和政策松动等，这些因素将使人口高空间流动性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得以保持。为了有效解决快速迁移转变带来的各种挑战和问题，21世纪以来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要继续坚持。同时，相关的文化建设和文化适应具有重要作用，要从几千年与乡土中国相适应的“静文化”逐步向与迁徙中国相适应的“动文化”转变。

文章以 2000、2010 年人口普查和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描述我国儿童人口基本特征及其较长时期内的变动趋势,分析我国儿童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人口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特征,包括儿童规模止降趋稳、城镇儿童规模稳步增长、农村儿童规模持续下降、少数民族儿童占比增加、无子女家庭比例增加、多子女家庭比例持续降低等。 当前儿童生存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流动和留守儿童规模仍然巨大且城镇留守儿童规模日趋壮大、儿童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凸显、父母照料缺失日益严重、义务教育仍面临挑战等。 文章最后从提升贫困地区儿童福利、促进儿童照料市场化、改善教育等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伴随城市化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渐凸显,农民工特别是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人口新主体。以往对贫困研究多聚焦"生存",少关注"发展+风险",贫困指标选取方面不是单一化就是多维的碎片化。文章基于稀缺理论及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生存-发展-风险"的贫困三维视角,并用2008年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贫困状况令人担忧。绝大部分贫困农民工不仅收入受到剥夺、发展受阻,而且缺乏社会保险易因外部风险致贫;此外,他们的主观剥夺感也强于非贫困人口。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主要工作职业和地区对是否沦为贫困有显著影响。 

依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资料,文章对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展现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流动性减弱、家庭化进程已完成第二阶段并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流向仍呈现向沿海地区集中但已展现出分散趋势、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等一系列明显特征;流动人口面临的失业增加、社会保障缺失、子女教育、社会融入等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问题。流动人口将扎根城市并大量存在,相关法规、政策和制度制定应该以此为基础,关注新生代和流动人口子女、重视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福利、加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 我国的大城市发展迅速, 特大城市⊃1; 从1997年的34个增长到2007年的63个。近年来, 某些特大城市显现出来的一系列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失衡等城市问题, 引发了各方热议。“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调控? 如何管理”, 越来越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以往在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 对城市人口容量、人口调控的认识差异颇大, 既有对特大城市高唱赞歌的, 也有大力主张发展小城镇的。
两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的经验表明, 经济和人口的聚集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在城市化不可逆转、大城市必然增多的发展阶段, 特大城市如何应对人口规模调控? 如何进行有效治理? 这是我们当前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也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纵观世界, 既有诸如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东京等成功的经验, 也有拉美、南亚等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的失败教训。我们该何去何从?
本论坛特邀请南京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黄润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丁金宏教授发表各自的看法, 就“特大城市如何调控人口规模”进行研讨。我们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参与该话题的讨论, 以辨明方向, 更渴求能找到针对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

1背景在我们讨论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的时候,可以看到,30年来,在农民工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农民工队伍的结构特征也已经悄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从性别年龄结构到受教育水平,从流动时间到流动距离,从就业领域到社会保障需求,农民工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在这些变化中,一个新生的群体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第二代农民工。近年来,研究者对第二代农民工越来越重视,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对于更好地了解这一群体、更好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更好地针对他们的需求开展服务,无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采用的资料不同(特别是已有研究所采用的资料

利用1982年以来的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本文从区域、省份、城市等层面分析了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变动趋势。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呈现明显的集中趋势。从区域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向东部地区集中,越来越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从省级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省份,前5个流动人口最多的省(市、区)吸纳了全国一半的流动人口;从城市层面来说,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流向少数城市,表现出突出的极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正在形成一个由35个左右城市构成的沿海城市带,它们吸收了全国半数以上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这种集中趋势将会继续保持下去,此乃制定与流动人口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和前提。

背景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又来临了。近期,国家发改委、铁道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部署了2009年全国春运工作,据估计,今年春运全国旅客运量将达到23.2亿人次,比2008年春运增长3.5%。自1989年以来,每年春节前后,春运都会成为最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引发最广泛的热烈讨论,虽历经20年,仍未见衰减之兆。值此春运大潮再起之际,本刊特别邀请三位长期关注人口流动和春运问题的专家,就春运问题展开讨论。春运高峰与流动人口大潮被国外媒体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类迁徙”、“如史诗一般的人口迁徙”的中国春运,是中国特有的流动人口现象在春节这个特定时段的极化显现。春运所折射的问题,早已超出了春节时段和运输领域,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增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对流动人口的认识总体来讲是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流动人口变化趋势研究更是罕见。本文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总结得出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流动人口的普遍化、流动原因的经济化、流动时间的长期化、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年龄结构的成年化、性别构成的均衡化、女性人口流动的自主化、流动方式的家庭化和学业构成的"知识化"。

目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但与农村留守儿童有关的各项基础信息却十分缺乏。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基本情况,并围绕目前备受关注的留守儿童热点问题,重点阐述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家庭照料状况等。所得研究结论,填补了有关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的空白。农村留守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状况良好、照顾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并非年老体弱等结论将改变人们对留守儿童的习惯认识。

背景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核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新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确立和管理法制化的开始,也为二元化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50年过去了,户籍制度对数以亿计的老百姓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曾经受到过并正在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受到它的影响。在新中国实施过和正在实施的各项社会管理制度中,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刻者,当属户籍制度。50年来,户籍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管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户籍制度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要求改革户籍制

本文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0.95‰数据,比较农村地区11～14岁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的教育机会(定义为是否在学)。模型分析结果显示:(1)与其他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偏高,但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降低;(2)与母亲一起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得到改善,但与父亲一起留守儿童的教育机会显著降低;独自流动和与父母一起流动儿童教育机会受到不利影响,但与母亲一起流动儿童教育机会与其他儿童无显著差异;(3)女童教育机会明显低于男孩,但儿童类型对教育机会的作用不因性别而异。模型分析结果具有多方面的政策启示意义。

本文根据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结构、分布、经济状况和居住状况等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家庭化的趋势明显;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原因;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流动人口的流动渠道和实现就业的渠道具有“非正规”的特性;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但在进城后流动劳动力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另外,本文也探讨了在京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居住条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Beijing,the capital city of China is taking the lead in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Population problems constitute a major concern in this endeavor:how population affects development of Beijing,what specific problems are to be considered,and what measures are to be taken.While further and deeper researches are needed,this issue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um brings together three studies on carrying capacity,floating population,and reproductive health.Most cities in China are over-loaded with population.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Beijing.According to Yang Kaizhong,professor from Peking University,there is a need to work along both lines in solving the problem:on the one hand,pattern of urban development of Beijing need to be adjusted from being dependent on population growth into being dependent on improved productivity;on the other hand,policy on population "taking in and taking out"(immigration and emigration)need to be developed.When talking about population size,the problem of floating population needs also to be addressed.Dr.Bao Lufang from Beijing Municip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scusses issu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living in the "Village in City".He describ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and the ways in which they respond to reconstructing the "Village in City".He emphasizes the ro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making of reasonab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and guiding and fostering of their self-organizations.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for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family planning work.However,according to Gui Jiangfeng from China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e services available for migrant women are not few.Reproductive health knowledge lacking,their attitude and behavior tend to be risky.Quality care has a long way to go.

人类从产生之日始,就不断地移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人口不断迁移的历史。没有人口迁移,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没有人类的现代化。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迁移更趋活跃。国际移民成为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在各国内部,人口迁移也异常地活跃。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冲破制度上的种种羁绊,汹涌而出,势不可挡。20多年来的生动实践雄辩地告诉我们: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这种推动作用将更加突出。

1问题的提出据国家统计局(2006)发布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1.47亿人。然而,有关流动人口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相去甚远。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迄今尚缺乏对流动人口的统一界定口径。本文认为,过去20多年来,我国在人口流动调查和统计方面不断尝试、不断摸索,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目前已经到了可以对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准确、合理界定的时候。为此,本文在梳理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有关流动人口统计口径变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依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流动人口定义的思路和方法。要界定流动人口的口径,首先需要对流动人口进行

背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我国人口发展和管理中,存在着人口数量继续保持增长、地区之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总体受教育素质偏低、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就业压力持续增大等一系列问题。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人口问题也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为了摸清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数量、结构以及人民居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国家于2005年11月进行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展的第一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对于了解和掌握新世纪之初我国人口的变化有重要作用。今年3月中以来,国家

200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收集了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的相关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同时结合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有关资料,本文对我国人口受教育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平均受教育年限继续提高,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小学阶段义务教育达到了很高的普及率,文盲率持续下降。但是,我国城乡人口受教育程度仍存在明显差异,男女两性的受教育状况也还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1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首次超过8年,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接近初中毕业图1 1990~2004年全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资料来源:根据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变动情况抽样

以北京市为例,本文考察了我国城市人口容量规划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多年来,我国城市人口发展规划已经习以为常地形成了“步步为营,节节败退”的局面。形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管理者和规划部门、规划人员对待城市人口容量问题的保守态度和机械、静止的研究方法。为避免这种局面的重现,必须发展地看待城市人口容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