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发展深度转型期，少子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叠加，深刻影响新时代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科学研判未来人口发展趋势，是准确把握人口规律、实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本文使用队列要素法，模拟不同情境下2025~2100年全国及城乡人口发展趋势。研究发现，中国人口总量将持续减少，预计在2063~2078年跌破10亿人；未来15年学龄人口规模将剧烈缩减；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与比重虽略有波动但整体均呈下降趋势；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中国预计在“十六五”开局之年进入超老龄社会。城乡人口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短期内城镇人口将继续增长，2050年前维持在9.4亿人以上，农村人口则将持续缩减；城乡少子化问题突出，“十五五”时期城镇和农村少儿人口将分别减少约1/5和2/5；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将先增后减，农村则将持续萎缩；农村老龄化进程超前于城镇，但城镇老年人口增长周期更长、峰值更高。

受中西方国情及语言体系差异影响，部分源自西方的人口统计指标在引入和应用过程中常会出现“生吞活剥”、名实错位等问题，具体表现为机械翻译、概念泛化、指标名称不统一、指标名称与计算方法不一致。“Infant Mortality Rate”是一典型例证，其在引入中国后一直被称为“婴儿死亡率”，但这一译名存在误导性。本文通过对“婴儿死亡率”指标形成过程的历史回溯，以及对相关英文著作中原有表述的梳理，发现相近死亡指标在进行“率”或“概率”计算时，其术语在用词选择上有着严格的区分与界定，而“Infant Mortality Rate”的不同估算方法都遵循“概率”的核心原则，但中文语境下的称谓却彻底抹除了其间差异。建议结合中国实际，对存在误用或混淆的术语进行本土化改造，以确保经典人口统计学概念和指标在中文语境下的准确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尚未达到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时，便出现了生育率“超前式”下滑的独特现象。通过分析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发现3个导致中国超低生育水平的、具有中国特殊性的重要影响因素：照料困境、教育焦虑、住房负担。在照料责任迅速“再家庭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育功能弱化，家长的养育责任却不断升级；在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与激烈的选拔制度下，家长直接承担的竞争压力和教育责任不断加码；在人口聚集、租购不同权、住房保障不足的背景下，房价居高不下。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生育孩子的经济、时间、心理压力，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要真正消除生育决策中的障碍，需要在这三大具有中国特殊性的制约因素上发力，制定更加有针对性和行之有效的生育支持政策。

随着老年人被快速卷入互联网生活,“老年人网络沉迷”的担忧频频见于报道和研究中。客观认识“老年人网络沉迷”问题,需要结合“网络沉迷”的概念、现象与影响进行讨论。“网络沉迷”具有“过度使用”“主业和社会功能损伤”和“持续状态久”3个维度。现有讨论和研究往往仅用“过度使用”的单一维度来衡量,从而夸大和泛化了“老年人网络沉迷”问题。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显示,真正沉迷网络的老年人比例很低。当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中更紧要的问题仍然是数字鸿沟的应对。建议从智能设备硬件全面适老化改造、互联网软件和功能全面适老化改造、全面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3个方面发力,不断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和使用水平,促进老年人共享互联网时代发展红利。

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人口由正增长转变为负增长的过程呈现出转折速度快、出门即低点、未发达先转负的特征，且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增长将呈现出"持续时间长、发展速度快、缩减规模大、回弹难度大"的演变趋势。未来长期型、快速型人口负增长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潜在风险和挑战，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持续提高人口质量，合理优化人口空间布局，有效激发消费增长活力，全面提升劳动生产率，主动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 

解开中国生育水平之“谜”的关键在于获得一套高质量的数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增设公民身份号码登记项目、全面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获得了高质量年龄结构数据，为准确估计中国过去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提供了可靠数据基础。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006~2017年始终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许多年份超过了1.7，在2017~2020年则持续下降；生育率存在较大波动，2020年达到最低值1.3，2012年和2017年出现明显高峰，分别约为1.89和1.88，15年间平均约为1.7。生育属相偏好、生育政策调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总和生育率的波动。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显示中国目前生育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和发展潜力。充分消解新近出现的生育水平抑制性因素、构建家庭友好和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挖掘和发挥这种潜力的关键举措。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漏报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是一次高质量的普查。七普质量的提高既得益于中国政府巨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也与此次普查采用电子化方式采集数据、增设普查对象互联网自主填报通道、加强多部门行政记录数据比对、增加身份证号码采集等新措施密切相关。七普数据体现了中国人口的新“变化”，有助于形成对中国人口客观事实的新认识，即当前中国人口呈现出“总量增多、两头上翘、中间塌陷”的状况。

数千年来中国人口几乎遵循着指数增长模式，间或穿插短期外生性的人口负增长。1990年代后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负增长惯性开始积聚。2000~2010年，全国1/4的市级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但主要是由人口迁移流动所致。2010年，全国8%的县级地区人口自然增长为负。预测中方案显示，中国人口将在2027年后进入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更早、更快；21世纪上半叶老年人口仍将快速增加。负增长是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人口负增长具有隐蔽性、过程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既是数量问题也是结构问题；人口负增长受生育、死亡和年龄结构的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与负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强化。

“中国不孕率高达15%”的说法流传已久, 并被视作是对生育率的威胁之一。然而，当前不孕的定义和测量标准因研究领域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使得不同定义下的不孕率也有很大差别，这一数值很可能是基于临床医学或流行病学定义而计算得出，并不意味着有15%的妇女终身无能力生育。从终身生育行为的角度出发，利用历次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40~64岁妇女中无活产子女者的比例，结果表明，多年来中国40岁及以上妇女中无活产子女者和不孕者的比例始终很低，真正因生育障碍而终身不孕不育者的比例远未达到15%的水平，中国仍旧是一个女性基本普遍生育的国家。

队列要素方法目前在人口预测实践中应用极为广泛,而在人口预测软件中对其加以 具体运用时,由于涉及算法设定、程序编制上的诸多细节问题,预测结果的精准程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文章选定主流的人口预测软件,使用瑞典的实际人口数据,开展对比性人口预测试验,考察不同软件 对队列要素方法的实现状况。 研究发现,MORTPAK、Spectrum 和 PADIS-INT 人口预测软件由 5 岁组 起始人口插分出的单岁组结果具有一致性、是相近的,根据预测结果推算出的存活比差别甚微,出生 人口的预测结果也没有显示很大差异。 PADIS-INT 已经达到国际主流人口预测软件所应具有的预测 水准,而考虑到其功能设置更加丰富、参数导入更加灵活、结果呈现更加细致的优势,它目前更加适用 于具有应用性质的详细人口预测。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对未来中国人口与老龄化变动趋势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在 充分考虑生育政策调整影响的基础上，依托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 2015 ～2100 年的人 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 中国总人口规模将于 2029 年左右迎来峰值，此 后将步入负增长时期，整个人口的年龄结构将不断老化;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处于持续缩减之中，劳 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1 世纪前半叶将快速下降、后半叶则将在波动中缓慢下降; 老年人口规模将不断 攀升，于 2053 年左右达到峰值，此后将开始逐年下降，老龄化程度在 21 世纪前半叶将快速提升，但到 了 21 世纪后半叶，老龄化进程将逐渐放缓。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有多少?短期内会新增多少出生人口?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基于2014年全国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等人口统计数据,使用分人群分要素回推预测方法,测算从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将会形成的目标人群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增出生人口。分析显示: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为9101.0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的占49.6%;在中方案下,2017~2021年将会累计新增出生人口1719.5万人,年度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在160~470万人。虽然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规模十分庞大,但其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却相对有限,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地度过全面两孩政策累积生育势能的释放期。

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全球将不可逆转地进入老龄化社会。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进入持续40年的高速老龄化时期。中国多数人的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会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会导致经济的衰退。美国也同样面临老龄化的问题,但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却对美国人口老龄化与宏观经济关系做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对政府开支会有显著影响,但对劳动生产率和创新的影响很小,对资产价格也不会有大的影响。老龄化导致的私人资产积累甚至有可能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整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是有限的,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温和的。这些观点和结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宏观经济关系的探讨具有重要启发和借鉴。 

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 要想得到这一问题的可靠答案，数据质量是关键。2015 年户籍登记数据中5 ～7 岁组人口数是目前可获最新且最接近这3 个队列实际人口情况的数据，基于这一数据估计2008 ～2010 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能够得到比较可靠的结果。文章估计得出2008 ～2010 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 63 ～1. 66 之间，整体处于平缓波动之中，而且由于户籍登记数据在低龄组不可避免地存在漏登现象，因而在此估计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是对2008 ～2010 年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真水平”的低限估计，由此可以推断出2008 年、2009 年和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至少应该在1. 66、1. 66 和1. 63 以上。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在全面启动实施，中国出生人口迎来了两个新变化：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大幅降落，二是出生人口总数大幅上升。面对生育政策的新调整和出生人口的新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人口的生育现状及其未来变动趋势加以探讨。文章通过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讨论了中国人口的生育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短期内中国生育水平的发展趋势加以推断。研究显示，到目前为止，“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符合预期；依据全国“单独”夫妇的再生育申报状况可以推断出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总数有望升至接近1800万的水平；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并未低至“危机”之中。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中国的生育水平仍具有回升潜力，未来短期内总和生育率将会上升至1.7以上的水平。

老年定义在老龄社会中是事关基础、涉及全局的问题。文章在总结老年定义历史经验、明确老年定义现实要求的基础上，建构老年定义的理论框架、提出老年定义的动态标准和科学依据。从“年轻”状态到“健康”状态再到“自理”状态，是一个关系清楚、层级鲜明的老年定义体系，代表着社会经济领域中从生产方面到生活方面对老年的不同认知。基于专门的社会调查，分别构建“年轻”状态、“健康”状态和“自理”状态生命表，文章从生产生活的不同维度上定义老年，动态、科学地反映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得用年龄为老年划线更加有理有据。定义的改变将重新绘制老龄研究蓝图、重新建构老龄社会形态，更有效设计应对老龄社会的制度与政策。

自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妇女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引发了对生育政策调整的热烈讨论。文章利用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等人口数据，推算2012年我国独生子女的规模，并从独生子女的角度估算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进而测算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 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 5 左右。但是，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文章通过对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方式的对比,分析人口普查过程中出现的遗漏和重复问题与调查方法之间的联系,认为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常住地登记原则使得大量流动人口被漏登,改进后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见人就登"原则则导致了重复登记状况的出现。针对六普存在的重报现象,文章针对用来排除重复数据的识别码问题进行探讨。经过分析我国身份证号码的天然优势,参考国际上对身份证号码及其类似号码的使用情况,建议将身份证号码纳入以后的人口普查问卷。这一方面可以把身份证号码作为简单、易登记的识别码,从根本上解决重报问题;另一方面可通过比对身份证号码数据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漏报问题,从而提高普查数据的质量。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建国初期,通过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次面对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中国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生育"的理论和构想,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开始孕育。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动摇、工作停滞和此后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等种种波折之后,人们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矛盾激增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最后,在"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中国选择了一条主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转变道路。这条道路是由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共同决定的。

中共中央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文件的发布,明确了党和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赞成态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要进行人口调控"的问题。此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人口发展具体实践,不但坚持了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要进行人口调控"的回答,并且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什么要进行人口调控"和"如何进行人口调控"进行了创造性地回答。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所形成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是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补充和丰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文章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人口思想的演变过程。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因此人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和探索中国人口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命题。建党伊始,我党领导者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有力地驳斥了"人满为患论,将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落后的社会制度,保证了革命方向的正确性。革命成功后,党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口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使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a country,and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and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behaviors determine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ll of the three factors into account.Corresponding to this consideration,the Central Commi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lled for "striving to build resources-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a few years ago,but why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was excluded from this call? Given this,the leading party group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proposed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which caught much research attention,and received responses from local family planning workers.How to translate a good idea into a theory,and then into practice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Hence,this forum,"Why a Population-Balanced Society should be Built," brings together three scholars,Zhai Zhenwu,Li Jianmin,and Mu Guangzong who are specialized in this area,to discuss this issue in a greater detail.They have defined the concept of population-balanced development,explored feasible channels to realize such society,and pointed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n this topic.As Professor Li points out,population-balanced development is a long-term,historical process;we should neither be too anxious for quick success,nor do nothing.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how fast we can go,but whether we are in the right direction,and step forward towards that direction.

外来人口聚居区的出现和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它已成为北京外来人口生活居住的主要地区。200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上万人的街道有102个,占到街道总数的30.4%,集中居住了74.4%的外来人口。外来人口高度聚集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消失,并会随着北京的发展,形成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聚集区。聚集区可以按照内部结构划分为缘聚型和混居型,依照行业依托情况分为完全依托、半依托和无依托。从动态角度来看,社会实行最低工资限额并能让向上流动成为可能,无依托型外来人口聚集区或许会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中转功能之后,转型或消失。完全依托型和半依托型聚集区问题则只能从产业结构调整、市场分布及配套方面入手解决。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本文根据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结构、分布、经济状况和居住状况等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其家庭化的趋势明显;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原因;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流动人口的流动渠道和实现就业的渠道具有“非正规”的特性;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但在进城后流动劳动力继续向上流动的机会减少。另外,本文也探讨了在京流动人口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居住条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和问题。

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究竟是多少,这一直是个谜。本文利用中国一直独立存在的严密而周全的教育统计数据,来估计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漏报,最终估计我国1990年代的生育水平。通过教育统计数据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调整,重构2000年普查0~9岁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并将2000年0~9岁人口转换为1991~2000年历年的出生人数,进而估算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从推算和估计的结果看,我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