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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庭生育决策中的性别议价与生育意愿实现

卿石松, 王嘉昊, 陆曦

人口研究 2025, 49 (5): 115-128.

摘要（956）

PDF （1261KB）（20）

在低生育率与性别平等议题交织的背景下，厘清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8年和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夫妻配对视角，采用对角参照模型识别夫妻各自生育意愿对家庭生育行为的相对影响，并揭示其中所体现的性别权力结构。结果显示，家庭生育行为高度依赖于夫妻生育意愿的一致性，夫妻偏好协同具有显著的行为转化效应；当夫妻生育意愿存在分歧时，丈夫的生育意愿更易主导家庭生育行为，凸显了丈夫在生育决策上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分析发现，育有男孩、在城市居住以及妻子学历高于丈夫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妻子的议价能力，但难以实质性改变深嵌于父权文化中的性别权力结构。本研究拓展了对家庭生育决策机制的理解，并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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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女性别结构对夫妻生育理由的影响——基于生育后评判视角的分析

申探明

人口研究 2025, 49 (4): 117-132.

摘要（296）

PDF （1194KB）（24）

生育理由位于生育行为的前端，但生养“儿”与“女”的经历，会不断重塑夫妻双方的生育理由。构建生育理由的四向度分析框架，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子女性别结构对夫妻生育理由的影响。研究发现，丈夫偏重家庭主义、经济效用向度的生育理由，妻子偏重个体-情感向度的生育理由，居民生育观念中存在“性别平等困境”;从子女“性别-数量”结构看，同类型的子女性别结构下，子女数量越多，夫妻生育理由综合值越高;从子女“性别-年龄”结构看，“兄-妹”组合是令夫妻更满意的子女结构，其中的作用机制可能是这类夫妻的性别角色规范更趋传统;从子女“性别-经济”结构看，与儿子或女儿在经济上是一家人分别同妻子或丈夫的个体-经济向度的生育理由赋分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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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朱莉, 黄柏林, 刘呈军, 彭刚

人口研究 2024, 48 (1): 118-132.

摘要（1626）

PDF （1245KB）（432）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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