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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朱莉, 黄柏林, 刘呈军, 彭刚

人口研究 2024, 48 (1): 118-132.

摘要（308）

PDF （13528KB）（41）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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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的低生育率及省际差异：基于生育指数的观察

宋健, 胡波, 姜春云, 陈文琪

人口研究 2023, 47 (5): 74-87.

摘要（484）

PDF （1379KB）（452）

聚焦育龄人群"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现象，综合考虑生育意愿、生育条件、生育结构3个维度，根据低生育率相关理论，构建生育综合指数，观察分析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现状并进行省际比较。研究发现，全国生育综合指数的平均值为0.492；生育条件指数值最低，反映了就业和收入因素及缺乏生育支持对生育率的制约；各省（区、市）育龄人群的结构特征较为一致，而生育意愿和生育条件的异质性较大；生育综合指数与总和生育率呈现正相关性，生育综合指数每提高0.1，总和生育率将会提高0.286。提升生育意愿将有助于提升总和生育率，但生育条件和生育结构尚未能有效发挥对生育率的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完善并长期实施生育支持政策，以重塑人群的生育观念、改变其生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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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张现苓, 盛亦男

人口研究 2023, 47 (5): 88-101.

摘要（722）

PDF （1695KB）（748）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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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三孩政策下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石智雷, 邵玺

人口研究 2023, 47 (2): 78-95.

摘要（549）

PDF （16404KB）（143）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其如何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亟待研究。基于第三期湖北省百县生育调查数据和新构建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指数，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生育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地区疫情风险等级每上升1个单位，一孩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提高39.6%，二孩家庭的三孩生育意愿提高 55.6%。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地区疫情风险等级的上升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于三孩生育意愿，新冠肺炎疫情仅对高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群体、高受教育水平群体以及非农户口家庭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研判后疫情时期中国生育水平走势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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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芬, 方迎风, 彭浩宸

人口研究 2023, 47 (2): 96-111.

摘要（581）

PDF （13770KB）（285）

在中国近些年房价不断上涨而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背景下，着重考察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作用机制。首先，通过构建模型，从理论角度阐述房价与家庭生育决策的关系。然后，在实证角度上，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借助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家庭所在区县的城镇房价会对其当期的生育决策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且该影响在不同人群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政府实施两孩政策后，该负面影响也较生育政策调整前更为强烈。在影响机制方面，高房价对生育决策的影响存在消费挤出效应。高房价对生育的影响还存在着降低妇女自我认同、变相增加养育子女成本等其他机制。此外，高房价还对婚姻有抑制作用，会进一步加剧房价对生育水平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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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数字经济下平台就业能改善个体生育意愿吗？

丁守海, 夏璋煦, 欧阳语心

人口研究 2023, 47 (1): 101-114.

摘要（597）

PDF （11721KB）（143）

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平衡是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利用2021年7~10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者的专项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下衍生的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体生育意愿，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女性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平台就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平衡工作和家庭机制来提升个体生育意愿。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显示，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区以及高中和大专这些典型学历个体。这些研究发现为通过促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来改善个体生育意愿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构建更加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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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个人所得税改革、家庭间接税负与家庭生育决策

高亚飞, 吴瑞君

人口研究 2023, 47 (1): 115-128.

摘要（482）

PDF （12708KB）（107）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数据，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联立方程模型，从全面的家庭税负角度出发，对个人所得税减免、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到个人所得税改革冲击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概率比未受冲击的家庭高19.4%，个税改革对家庭生育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家庭个税减免额度越高，个税改革的生育促进效应越强，并且高孩次相对于低孩次对个税减免更敏感；家庭间接税负对家庭生育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生活必需品间接税率应进一步降低以增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生养能力。研究表明，推动税收政策改革是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的重要环节，在税改过程中应充分重视税收制度调整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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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城市地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生育动机与二孩生育计划

靳永爱, 沈小杰

人口研究 2022, 46 (6): 88-102.

摘要（607）

PDF （11093KB）（155）

利用2017年“生育新政下中国家庭的生育决策”调查数据，分析生育动机对中国城市地区女性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具有更强的个体价值取向的生育动机与子女发展取向的生育动机，个体价值取向的生育动机对二孩生育计划有负向影响，子女发展取向的生育动机对二孩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二者综合影响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女性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越大。利用KHB方法分解发现，两种取向的生育动机起部分中介作用，并且子女发展取向的生育动机效应更强。在一个受全球化、现代化深入影响的社会，多元、开放的观念将成为影响生育行为与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验证了生育动机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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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育政策放松对中国城镇女性收入的影响

黄乾, 晋晓飞

人口研究 2022, 46 (6): 103-116.

摘要（655）

PDF （10256KB）（127）

中国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正式实施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生育政策放松意义深远且对女性影响巨大。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是测度劳动力市场表现和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女性通过就业获得收入，生育政策放松是否严重影响城镇女性的收入引发了社会的深切关注。借助交叠双重差分模型，利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评估生育政策放松对中国城镇女性平均月收入和平均小时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政策放松导致中国城镇女性平均月收入显著下降12.36%，平均小时收入显著下降11.37%；两孩政策对25岁及以下或尚未生育女性收入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表明生育政策放松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特别是统计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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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满足情况及家庭特征的影响

宋健, 陈文琪

人口研究 2022, 46 (5): 3-18.

摘要（735）

PDF （1217KB）（335）

当前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存在偏离,但少有研究关注生育性别维度和时间维度的意愿满足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21 年“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从数量、性别和时间 3 个维度分析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满足情况及家庭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超过半数育龄夫妇想生但未满足生育数量意愿,四成未满足生育性别意愿,八成未满足生育时间意愿且主要表现为实际初育时间晚于意愿初育时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能力对育龄夫妇生育数量意愿的满足具有重要作用,家庭生育文化的影响不显著;性别偏好未满足的育龄夫妇有多生以实现生育性别意愿的倾向。建议针对不同类型育龄夫妇精准施策以助其实现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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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延迟退休是否会抑制生育数量?

陈友华, 崔晓东, 赵彤

人口研究 2022, 46 (5): 19-32.

摘要（636）

PDF （1228KB）（282）

中国有较强的隔代抚养文化,有关延迟退休是否会因挤出隔代抚养时间而抑制生育数量的讨论尚未取得共识。通过构建内生生育数量跨期迭代模型,引入与延迟退休相关的隔代抚养和养老负担两个维度,分析和模拟个体效用最大化目标下退休年龄和生育数量的序贯博弈过程。研究发现,现收现付制下,退休年龄和生育数量呈倒 U 形关系;基金积累制下,两者呈单调递增关系。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扩展延迟退休和鼓励生育两项政策目标并行一致的空间并提高个体效用最大时的生育数量,但不会改变两者的曲线关系。鉴于此,当前是出台延迟退休政策的较佳时期,不仅对生育数量产生的负面冲击较小,而且能提高个体效用,但应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方式,并谨慎关注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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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

邱磊菊, 冯宜强, 史宇鹏, 孙宝文

人口研究 2022, 46 (3): 3-15.

摘要（1653）

PDF （11976KB）（302）

低生育率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统计数据和百度搜索指数，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拓展了人口学的相关研究。控制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和内生性问题后，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约10.5%，居住在经济发达城市、低学历、低收入的互联网使用者降幅更加明显。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负面信息机制、效用替代机制和婚姻满意度机制是互联网使用降低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此外，互联网使用也弱化了居民的实际生育行为，并削弱了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这些研究发现为理解中国低生育率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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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

陈卫民, 万佳乐, 李超伟

人口研究 2022, 46 (3): 16-29.

摘要（1352）

PDF （12559KB）（283）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上网整体上会降低个人生育意愿，对生育多少的意愿的影响大于对要不要生育的意愿的影响。上网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存在两种机制：一是增加生育焦虑，促进个人生育观念改变；二是刺激个人消费，挤压可用于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预算。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目的的上网行为对个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以学习、工作、社交为目的的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但以娱乐和购物消费为目的的上网会显著降低个人生育意愿；与上网不同，报纸、杂志、电视、手机定制消息等传统媒介的使用对个人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为防范上网对个人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合理引导网络消费，帮助个人树立积极的生育观和正确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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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灾难事件对生育率的影响：历史经验与现实思考

原新, 张圣健

人口研究 2022, 46 (1): 70-81.

摘要（1085）

PDF （12073KB）（215）

纵观人类历史，任何一次重大灾难事件都会导致生育率波动变化。灾难事件周期与生育率变动的一般规律为：生育率在灾难事件发生短期内会受挫下降，灾难事件恢复中期内回升反弹，灾后长周期内则回归灾难事件前的变动大趋势。从外在因素的影响看，灾难事件范围越广，波及人口越多且致死率越高，生育率波动越剧烈，疫情和与环境有关的灾难事件可能会对生育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从内在因素的影响看，灾害发生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能力、人口年龄结构以及政府的应对能力等会影响生育率波动幅度，但不会改变波动方向。通过影响机制分析，初步观察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是高死亡数量带来的心理冲击、经济衰退、停工停产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和信心减弱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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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居民理想子女数量的宏观影响因素

於嘉, 周扬, 谢宇

人口研究 2021, 45 (6): 45-61.

摘要（994）

PDF （13799KB）（318）

作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指标之一，理想子女数量反映了社会对于生育的整体心态，对理解长期的生育水平变化有重要参考意义。国际比较结果显示，中国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量已处于国际较低水平，一孩倾向较高，而三孩及以上倾向较低，但生育意愿实现率目前仍处于国际较高水平。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地区数据，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中国居民理想子女数量的宏观社会因素。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教育竞争压力越大、总和生育率越低，人们的理想子女数量越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地区生育环境与教育竞争压力的影响更加突出，为近期实施的“双减”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在考察不同国家或社会中的生育观念时，应充分考虑其差异化的历史沿革与社会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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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后生育转变阶段的生育水平差异及其原因

陈佳鞠

人口研究 2021, 45 (6): 62-80.

摘要（698）

PDF （17249KB）（254）

步入后生育转变阶段的国家（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虽然都稳定在更替水平之下，但高低不一，最低者徘徊在1.0左右，最高者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现阶段有近70%的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在1.5及以上，有8个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无法完全解释后生育转变阶段的生育水平差异，需要从更长远的社会变迁历程中找寻答案。借助奥格本的文化滞后理论分析发现，性别平等领域和婚育文化观念中的两种“文化堕距”——“性别平等困境”和“婚育文化冲突困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后生育转变阶段的生育水平差异。中国目前也已面临这两种“困境”，为应对生育水平低迷的风险，亟须在各项公共政策设计中纳入性别平等理念，并全方位、多层次地实现生育政策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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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

宋健, 阿里米热·阿里木

人口研究 2021, 45 (4): 18-35.

摘要（644）

PDF （893KB）（409）

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被视为一个常态化现象，但其偏离程度和家庭生育支持的影响机制尚未取得共识。利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构造“偏向度”“偏向类型”“无偏层次”等概念，实证分析中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现状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研究发现，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向度平均约为0.14个孩子；生育意愿与行为无偏离的育龄女性在样本中所占比例高达85.45%；超过40%的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符合调查时正在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的数量要求。各类家庭生育支持均有助于显著提升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大于行为的可能性，尤其是有利于生育趋近完成态的育龄女性完成其未满足的生育意愿。建议全面加强家庭生育支持，从而提高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一致性并降低其处于低意愿水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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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全面二孩政策与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变动

石智雷, 吕婕

人口研究 2021, 45 (2): 13-29.

摘要（480）

PDF （2594KB）（169）

基于2011~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并重点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2010年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全面二孩政策对流动妇女二孩生育水平影响较明显，但政策调整所形成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较快。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生育水平达到峰值，孩次递进总和生育率为1.862，此后，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由升转降。随着二孩政策的逐步实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水平发生了逆转，高社会经济地位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水平先是低于，随后开始接近甚至反超低社会经济地位流动人口。深入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不同群体间生育格局的变化，有助于把握中国人口长期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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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庄亚儿, 姜玉, 李伯华

人口研究 2021, 45 (1): 68-81.

摘要（1296）

PDF （1717KB）（680）

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对妇女生育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017年，中国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6。199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0。现有1孩、尚未生育妇女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29、1.60，预示我国妇女的生育率存在着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打算生育3个孩子及以上的妇女比例为9.3%，前2个均为女孩的该比例为45.6%。31个地区平均理想子女数的方差为0.03，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方差为0.07，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抑制了生育意愿并减少了生育数量，但在未能达到满意的子女性别构成而倾向继续生育的情况下，男孩偏好起到了增强生育意愿和增加生育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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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趋势与特征

蔚志新, 于典, 刘鸿雁

人口研究 2020, 44 (6): 79-95.

摘要（623）

PDF （2993KB）（414）

运用1997～2017年4次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选择每次调查前5年有怀孕史的已婚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重点对21世纪以来中国人工流产的发生趋势进行分析。同时，与生育子女数量和性别、避孕措施使用等有关信息相关联，剖析不同时段人工流产的生育特征。结果显示，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发生风险逐步下降，但生育子女数越少人工流产风险越高，且近期生育2孩女性人工流产风险明显上升。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未生育者婚前人工流产比例持续升高，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仍然严峻；曾生1孩和2孩者产后人工流产有所上升，表明生育后未满足的避孕需求亟待重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逐渐减少，但仍持续存在，需要加强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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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的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其对婚育轨迹的影响

张露尹

人口研究 2020, 44 (6): 96-113.

摘要（620）

PDF （2354KB）（308）

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助生存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初婚前同居模式及其对个体婚姻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初婚前同居较快转变为初婚，但仍起到婚姻推迟作用，且对男性影响更大。在利用倾向值匹配控制选择性后，初婚前同居依旧推迟男性初婚，但对女性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初婚前同居的婚姻进度效应发生了大小和方向上的变化，体现了初婚前同居影响的异质性。虽然婚姻和生育依旧联系密切，但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女性初婚初育间隔更大，并且不会因为晚婚而加快生育进度。这些结论反映了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现代性和传统性并存的特点，能为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中国婚姻家庭领域公共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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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妇女终身不孕水平究竟有多高？

翟振武,刘雯莉

人口研究 2020, 44 (2): 3-17.

摘要（820）

PDF （1387KB）（1826）

“中国不孕率高达15%”的说法流传已久, 并被视作是对生育率的威胁之一。然而，当前不孕的定义和测量标准因研究领域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使得不同定义下的不孕率也有很大差别，这一数值很可能是基于临床医学或流行病学定义而计算得出，并不意味着有15%的妇女终身无能力生育。从终身生育行为的角度出发，利用历次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40~64岁妇女中无活产子女者的比例，结果表明，多年来中国40岁及以上妇女中无活产子女者和不孕者的比例始终很低，真正因生育障碍而终身不孕不育者的比例远未达到15%的水平，中国仍旧是一个女性基本普遍生育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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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育行为的社会动力演化及生育政策响应

丁金宏，程晨，吴航，张伟佳

人口研究 2019, 43 (5): 17-27.

摘要（552）

PDF （3297KB）（512）

文章从社会动力的视角建立生育率演化的解释模型，认为影响生育行为的3种基本社会动力是生育意愿力、节育阻隔力和竞争偏好力，它们此消彼长的演替推动了人口发展经历自然生育、节制生育和抑制生育3个历史阶段。计划生育政策是影响中国生育行为的第4种动力，伴随计划生育的倡导、推行以及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的政策松弛，中国的生育率发生了较为复杂的变化；199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了竞争偏好力。文章依据华东地区的2017年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揭示一般生育率、婚后生育率及其孩次模式的演化，在空间上表现为以上海为中心向南北两侧递变的纬度地带性。文章按月份进度考察出生数对政策松弛的响应节奏，确认了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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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对后生育率转变国家（地区）生育率长期变化趋势的观察

吴帆

人口研究 2019, 43 (4): 50-60.

摘要（396）

PDF （1554KB）（368）

文章以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持续时间达到20年及以上作为低生育率陷阱的判断标准，对66个1997年之前进入后生育率转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化趋势进行观察，有3个主要发现：一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偶然的存在，而且低生育率陷阱风险已经从22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二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避免，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从未降到1.5以下，其中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1.7或1.8以上；三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以摆脱，但摆脱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只是少数。由于生育率长期在低生育率陷阱临界水平上波动，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以及其他对生育率具有负面影响的人口学因素的强化，中国已经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的高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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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性别偏好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夫妻视角下的一项实证研究

宋健，靳永爱，吴林峰

人口研究 2019, 43 (3): 31-44.

摘要（551）

PDF （479KB）（293）

文章基于2016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偏好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的影响，重点探讨夫妻性别偏好一致性及类型对家庭二孩生育计划类型和二孩性别期望的影响。结果发现：夫妻在性别偏好上一致的比例（59%）略高于不一致的比例（41%）；儿女双全偏好是主要的偏好类型，其次是无偏好，纯男或纯女孩偏好的比例相对较低。性别偏好一致的夫妻更可能在二孩生育计划上达成一致的意见，也更可能对二孩性别表现出一致的期望。夫妻性别偏好不一致不一定会降低家庭生育二孩的可能性，因为即使偏好不一致，夫妻中任意一方存在性别偏好都会显著提高家庭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可能性。一致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夫妻中，对二孩性别的期望与丈夫的而非妻子的性别偏好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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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基于《出生医学证明》构建我国出生人口基础信息库的思考

赵莉，樊延军，王媛媛，张亚楠

人口研究 2019, 43 (3): 57-64.

摘要（287）

PDF （1017KB）（266）

新生儿是妇幼保健、儿童权益保护及整个国家人口管理的起点，切实推进出生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对国家人口管理和社会综合治理有重要意义, 也被列为《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实施的重点内容之一。随着我国《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及信息化建设的逐步完善，《出生医学证明》信息日渐成为及时准确获取出生人口基础信息的重要来源。文章通过比较来源于不同部门的出生人口统计数据的差异，回顾出生登记和《出生医学证明》管理的发展历程和相关政策，分析我国出生人口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基于《出生医学证明》信息构建我国出生人口基础信息库，提高我国出生人口统计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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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生育水平、生育意愿的再认识：现实和未来

王金营，马志越，李嘉瑞

人口研究 2019, 43 (2): 32-44.

摘要（366）

PDF （1707KB）（385）

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北方七省市数据，通过总和生育率、孩次递进总和生育率、递进总和生育率、终生生育率及生育模式（婚育年龄）变动等多指标多维度综合评估，我国特别是北方七省市生育水平确实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并非处于极低水平，应该是处于1.5~1.9之间，受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只是波动不稳。同时，单独（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对二孩出生增加有明显作用。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估分析，用平均再生育意愿指标低估了人们的实际生育意愿，利用意愿递进生育率可以真实反映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水平。根据生育意愿及其决定因素，特别是20~29和30~39岁年龄组的意愿递进生育率可以判断未来生育水平有上升的可能和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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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生育政策调整前后西南四省市妇女生育变动分析

石人炳，胡波，宁文苑

人口研究 2019, 43 (2): 45-60.

摘要（277）

PDF （2517KB）（323）

文章运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市的数据，从时期生育水平和队列生育水平两个角度对生育政策调整前后西南地区妇女生育变动及其省际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2016年以后，妇女总和生育率有较大幅度的升高，且这种升高几乎完全由二孩总和生育率升高所贡献；第二，妇女初婚和初育推迟导致一孩总和生育率偏低，低年龄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减少；第三，35~39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数和二孩递进比提高，反映了生育政策调整的作用；第四，妇女生育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贵州和云南妇女生育率高于重庆和四川，农业户口妇女生育率高于非农户口妇女，但生育政策调整对非农户口妇女生育的影响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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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2006~2016年少数民族省区生育水平研究——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

原新;刘绘如,刘旭阳,刘志晓

人口研究 2019, 43 (2): 61-69.

摘要（348）

PDF （2028KB）（318）

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的少数民族省区数据，运用时期和队列指标，从数量、结构和时间3个维度来分析2006~2016年少数民族省区的生育水平。结果表明，少数民族省区总和生育率10年间趋势性上升，已然回到更替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水平高于汉族；分孩次分析，少数民族妇女各孩次生育率水平均高于汉族，汉族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明显，生育政策效果凸显；分民族分析，维吾尔族和苗族生育行为强劲，彝族倾向生育两个孩子，藏族生育冲动相对较弱；少数民族和汉族妇女生育高峰段均从20~24岁推迟至25~29岁，汉族高龄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升高明显，生育年龄逐步提高，汉族生育年龄迟于少数民族。总体判断，少数民族省区处于适度的生育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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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

葛玉好，张雪梅

人口研究 2019, 43 (1): 52-63.

摘要（575）

PDF （742KB）（1344）

文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选用已婚夫妇结婚当年和结婚5年后的房价分别作为生育一孩和生育二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比较一套房和多套房的相关结论讨论了房价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渠道。本研究发现：（1）房价对生育孩子的概率有显著负影响，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将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将降低2.4%～8.8%;（2）房价推迟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龄，房价每上涨1000元，初次生育年龄将提高0.14～0.26年；（3）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理论上存在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两种机制，但现实中挤出效应的影响更大。文章的结论意味着，我国生育率下降与房价上涨有一定关系，政府应抑制房价非理性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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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丈夫的家务劳动参与和女性初育风险

赵梦晗，计迎春

人口研究 2019, 43 (1): 64-77.

摘要（326）

PDF （780KB）（371）

有关中国妇女生育风险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宏观政策因素和个人婚育史的影响。随着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稳定在低水平，微观层面的个人、家庭因素日益成为决定女性生育行为的主要因素。文章采取跨学科视角，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的不同角度出发，探讨了当代中国女性的经济行为、家庭中的性别关系和家务分工、照料需求的差异与女性初育风险的关系，提出了具体的研究假设，并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的收入越高，初育风险越低，而与婆婆同住则和较高的初育风险相关。同时，丈夫分担家务劳动，可以明显提高女性的初育风险。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丈夫家务劳动参与的作用在难以获得婆婆家务帮助的情况下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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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

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王志理杨胜慧

人口研究 2018, 42 (6): 35-45.

摘要（1071）

PDF （1681KB）（1183）

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对全国生育水平、生育意愿、避孕方法及生育养育服务等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6年，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上升2.7、2.6岁。2006~2011年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60~1.70之间，2012~2016年波动较大，2012和2016年总和生育率是近期的高点。与2006和2011年相比，2016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分布曲线明显右移。受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影响，2012年以来，二孩占出生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一孩则相反。2011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96和1.75个。已婚有偶育龄妇女避孕率为84.7%。3~5岁幼儿入园率为80.8%，在公立与私立机构的比例分别为34.9%和65.1%。最后，文章在总结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促进按政策生育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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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实践与思考

庄亚儿杨胜慧齐嘉楠李伯华王志理

人口研究 2018, 42 (4): 104-112.

摘要（635）

PDF （223KB）（581）

文章以质量控制为中心系统介绍了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各主要调查环节。调查内容包括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养育服务、影响生育状况的主要因素4部分。采用分层、三阶段、概率比例抽样(PPS)抽样方法。本次调查全面使用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API)，在问卷设计、人员培训、末端抽样、入户过程、问卷审核等全流程的质量控制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调查结束后进行事后质量抽查，并将调查数据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数据资源库中的相关行政记录进行比对，对不一致情况反馈基层督导员进行核查确认。为了克服由抽样框的缺陷所导致的样本结构偏性，本次调查根据相关数据进行了事后加权。调查获得准确个人信息的方法值得借鉴，今后抽样框仍可能受制人口流动等因素发生偏误，文章给出了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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