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朱勤，魏涛远

2015, 39(3):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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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量化分析年龄别居民消费模式。针对同类研究只采用年龄变量作为自变量的不足，在经典的需求和消费函数基础上扩展年龄变量构建计量模型，获得了更好的解释力和准确性。基于计量分析结果刻画了分年龄、性别的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并进行城乡比较。研究发现，居民家庭消费生命周期中存在30～34岁及45～49岁两个消费高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最大的是高龄老人；农村老人在高龄阶段的医疗保健消费明显下降；农村中年妇女的医疗保健支出低于男性。文章认为，应从政策层面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特定年龄性别人群的扶助力度；同时，未来产业规划应充分考虑人口结构变动因素的影响。

婴儿死亡漏报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及区域差异

宋健，张洋

2015, 39(3):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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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死亡漏报是影响婴儿死亡率准确性及平均预期寿命可信度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婴儿死亡漏报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并利用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了婴儿死亡漏报率的可能水平及其对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的地区差异。研究发现死亡水平越低，婴儿死亡率变动所引起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动就越大；婴儿死亡漏报率越高，婴儿死亡漏报率的变动所引起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动就越大；婴儿死亡漏报率变动对于平均预期寿命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西部和西南地区平均预期寿命变动对婴儿死亡漏报率更敏感；死亡水平及婴儿死亡漏报可能性指数的分布全局上不存在显著的双变量自相关，但局部显示一定的空间聚集且分性别的空间模式具有相似性。

中国老年人的失能水平到底有多高?

张文娟，魏蒙

2015, 39(3): 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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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老年人的规模和发展趋势是把握老年人口的照料服务需求、规划未来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依据。然而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已有的数据和研究并未达成一致。文章从失能状态的评判标准着手、对各项调查中获得的对失能老年人规模和比例的统计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获得对中国老年人失能规模和失能率的合理推断。对3项老年专项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专项调查普遍采用操作性较强的KATZ量表对老年人的功能状态进行评估，据此方法得到中国城乡老年人的失能率在10.48%~13.31%之间。为进一步确定老年人口失能水平及变化规律，笔者建议在未来相关调查研究中，统一测量方法，并增大样本规模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数量，提高样本区域分布的代表性。

亲近还是疏离？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家庭的代际关系类型分析

崔烨，靳小怡

2015, 39(3): 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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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代际关系对农民工家庭成员的生活福利具有重要影响。类型学方法是描述复杂多样家庭关系的有用工具，然而目前鲜有对中国农民工家庭代际关系多样性的类型学研究。本文利用2013年12月在中国深圳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使用潜在类别分析的方法，发现了农民工家庭中存在紧密型、远但亲近型、近但有间型与疏离型等四种关系类型，其中最具传统大家庭特征和强凝聚力的紧密型关系仍是农民工家庭中最普遍的关系类型，但已深刻地打上了城镇化烙印，反映了传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传承与变迁特征；远但亲近型关系反映了乡城人口流动背景下外出务工子女远距离赡养父母的努力，子女对父母的情感成为维系家庭代际关系的新的重要纽带。

中国渐进式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实践与启示

吴文恒，李同昇，朱虹颖，孙锦锦

2015, 39(3): 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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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市民化伴随城市化，有特定的阶段性和时代烙印。文章以能否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为着力点，以重要时点与政策嬗变为判断依据，考查新中国以来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前严格限制、改革开放以来指标控制、2000年以来政策引导以及2010年以来政府主导推动的渐进式市民化历程。国家户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证制度的全面实施为加快市民化提供了保证，地方或群众的实践情况仍是决定人口市民化成效的关键所在。人口市民化的影响因素来自城市、农村、农民（工）和管理体制四大类，主要受生活成本、工作机会、居住成本、生活习惯、教育素养等方面综合作用。需要构建城市–乡村统一体系，建立有效的城乡推拉机制，发挥城市环境的同化作用，循序渐进促进人口市民化。

夫妻职业相对地位与家庭幸福感关系研究

陶涛，李丁

2015, 39(3): 7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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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从家庭权力地位理论和角色冲突理论入手，利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开展的北京市夫妻配对抽样调查资料来考察夫妻职业相对地位对夫妻双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夫妻职业相对地位对家庭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影响。呈现出男性职业地位相对越高，夫妻双方幸福感越强，婆媳关系越好的趋势。从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来看，夫妻职业相对地位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交互效应仅仅存在于对丈夫幸福感的影响上。妻子职业地位相对丈夫更高的家庭，夫妻双方的幸福感与其他类型家庭相比都显著更低，婆媳关系与其他类型家庭相比显著更差，妻子休闲娱乐满意度的下降和丈夫对自身工作的满意度的降低等因素都会对夫妻双方的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出生高峰、人口结构与住房市场

杨华磊，温兴春，何凌云

2015, 39(3):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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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对1960~2010年我国出生人数的分析，发现2001年左右，随着80后出生高峰步入婚配，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2014年左右，随着90后出生低谷一代步入婚配，住房需求逐年下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波动。通过一个住房市场均衡的理论框架，文章仅考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随着80后出生高峰和90后出生低谷相继进入婚配，房价会呈现一个倒U型的轨迹。符合经济现实的仿真结果显示：房价将在2014年左右下降，同时在80后出生高峰进入成年的时间段内，我国住房的需求和供给缺乏弹性且相差不大。故人口结构的改变对住房市场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在对住房市场进行调控时，应考虑到出生高峰引致的人口结构的改变。

农业流动人口社区就业意愿研究

吴蕾，张昕

2015, 39(3): 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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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规模城乡间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改变。相关政策希望促进农业流动人口在社区层面的就业，但现有研究对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特别是他们从事社区就业的意愿缺乏说明。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在北京社区层面就业的农业流动人口进行了访谈，意欲说明这一群体的社区就业意愿，进而探索影响他们这一意愿的因素。通过应用工作障碍研究框架分析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这一群体打算继续从事社区就业，但考虑到影响这一意愿的个体、家庭、社会网络、社区就业本身和歧视等因素，从事社区就业只是他们无奈的选择。文章呼吁改变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倡议通过社会服务为他们的社区就业提供支持。

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增长

杨轶清

2015, 39(3):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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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的创业群体，浙江省民营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各项指标均排在前十名以外，与浙江经济的活力实力形成鲜明反差，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亦落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本文认为，浙商的“企业家能力”有其特殊的禀赋形态，浙商有着非编码知识优势以及创业知识易流动特征；同时，拥有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式。这些浙商的特征与浙江深厚的地方性工商业知识、集束化的产业分布以及地域文化价值观互为因果激励。不过，浙商低学历创业优势具有阶段匹配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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