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程诚,王奕轩,边燕杰

2015, 39(2):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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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有关性别工资收入差异的诸多传统理论解释均遇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基于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文章运用2009年中国八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JSnet2009),对性别收入差异议题进行再检验。在阐释了社会资本影响性别收入差异的机制后，文章进一步分解了社会资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贡献额。Oaxaca-Blinder分解显示，女性的社会资本欠缺，可解释性别收入差异的12.7 ％,占总解释量的70％以上;分位数回归分解进一步显示,在中高收入群体中,社会资本的性别差异更大,对性别收入差距的贡献更高,并且女性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回报率也显著低于男性；另外,女性在社会资本上欠缺还是导致职业性别隔离现象的重要原因。

城市“用工荒”背景下流动人口的返乡决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

牛建林

2015, 39(2):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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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考察了20世纪末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返乡决策与人力资本的关系。研究发现近30年来，接受过较高教育的流动者返乡的可能性平均更低，这一模式在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尽管如此，近年来，拥有农业生产技术的男性流动者更倾向于返乡，且相应效应不断增强。健康状况对流动者返乡决策的影响较为复杂；各时期因健康状况变差而“被动”返乡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持续发生。文章认为，流动者往往根据自身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决定是否返乡。到目前为止返乡潮”并未引发人力资本较高的流动者选择性地回流，其对传统人口流入地“用工荒”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劳动力数量短缺程度的加剧，而非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失。

中国近期生育率的再估计

陈卫,张玲玲

2015, 39(2): 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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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普查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在假设2010年普查漏报率与1990年普查漏报率相同的条件下，再次估计了2005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普查同队列人口的比较计算表明，1990年0-5岁人口漏报率高达7.7%。以此漏报率调整了2010年0-5岁人口，进而推算相应年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同时，又通过总和生育率与出生率之间的关系，利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率，间接估计了2005年以来的生育率。这两种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虽有差异，但可以认为存在一致性，也进一步证实了以往一些研究使用不同数据和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估计结果表明，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不会低于1.5，很有可能在1.6左右的水平上。文章亦对研究假设和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了讨论。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育率变动关系的量化分析

周长洪

2015, 39(2): 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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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人口生育率不管存在怎样的差异，一个共同趋势是不断下降，今后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并在本世纪末共同趋向更替水平。与此对应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经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横向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生育率越低，假设用人类发展指数HDI代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和生育率TFR代表人口生育水平，根据109个人口超过500万国家的2010年数据进行曲线拟合计算，结果显示HDI与TFR数值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反向变动关系：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该国人口生育率越低；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会出现稳定的低生育率。经济社会发展促使人口生育率下降，这一实证量化分析的结果可以在事理上用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系列相互作用的因素加以解释。

中国出生人口的新变化与趋势

翟振武,陈佳鞠,李龙

2015, 39(2): 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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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在全面启动实施，中国出生人口迎来了两个新变化：一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大幅降落，二是出生人口总数大幅上升。面对生育政策的新调整和出生人口的新变化，有必要对中国人口的生育现状及其未来变动趋势加以探讨。文章通过分析“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讨论了中国人口的生育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短期内中国生育水平的发展趋势加以推断。研究显示，到目前为止，“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符合预期；依据全国“单独”夫妇的再生育申报状况可以推断出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总数有望升至接近1800万的水平；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并未低至“危机”之中。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中国的生育水平仍具有回升潜力，未来短期内总和生育率将会上升至1.7以上的水平。

对“单独二孩”政策新的认识与思考

刘爽,王平

2015, 39(2): 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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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生育政策再次成为社会热点，各种说法频出，有必要更广泛、深入的讨论。文章在对“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一年来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从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和生育地区差异的角度，对“单独二孩”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并从多个侧面展开了政策思考。研究表明：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没有从时期生育水平看到的那么低，中国尚谈不上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地区差异大仍然是中国人口生育的基本特征，政策调整需要统筹兼顾。在“单独二孩”政策刚落地一年就做出政策“遇冷”判断不够审慎，过渡性的“单独二孩”政策发挥着向“全面二孩”政策接续的重要“错峰”作用。政策变化带来的社会影响要远比生育本身更广泛、复杂。

大众传媒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鲁建坤，范良聪，罗卫东

2015, 39(2): 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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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中国社会高升的离婚率，文章基于1998~2011年中国31省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网络、电视等大众传媒的普及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显著负相关，这一结果在控制了人口迁移率等诸多因素及变换包括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多种回归模型后依然稳健。基于婚姻的契约理论，文章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识别出大众传媒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即通过瓦解有助于增强婚姻稳定性的传统社会规范，增加家庭生活预期效用和实际效用之间的偏差，改变家庭生活闲暇消费模式并降低有助于婚姻稳定的婚姻生活专用资本投入等渠道影响婚姻稳定性，降低已婚者遇到重大家庭矛盾时选择离婚的成本。为理解中国高升的离婚率提供了一种解释。

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会提前父母的退休年龄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何圆，王伊攀

2015, 39(2): 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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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CHARLS数据利用生存分析方法，探析了隔代抚育与子女养老对微观个体退休时机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1）与传统认识不同，子女对主体进行净转移会延迟主体的退休时间，在主体经济条件不好时延迟效应增强；（2）与其他主体相比，需要照顾孙辈的主体倾向于提早退休；（3）综合考虑经济效应和时间效应，经济效应是造成主体延迟退休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隔代抚育会提前主体退休年龄，而子女养老不会减弱主体的工作意愿，主体会在衣食无忧的前提下，帮助子女分担抚育孙辈的压力。未来政府应加大对学前儿童教育的投入力度，同时创造条件鼓励子女养老，可有效改善老年人福利水平，并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养老保障压力。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的理论阐释和政策框架

李兵，张航空，陈谊

2015, 39(2): 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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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服务已经成为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重大民生工程。其中，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成为一个关键议题。文章认为，如果这一关键议题不搞清楚，势必会影响养老服务的路径选择，甚至影响所选择的养老服务的发展路线和发展道路是否顺畅。为此，文章结合已经出台的养老服务政策，首先，从社会政策理论的角度阐明在什么情况下要建立基本养老制度，以及社会福利体制与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建设的关系；其次，对养老服务制度建设的意识形态理据和中国养老服务模型的选择进行阐述，据此提出混合经济的养老服务模型，认为必须建立基本养老制度，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界限；再次，提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政策框架。

中国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

黄庆波，陈功

2015, 39(2):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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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00年，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状况调查”数据，通过时期队列比较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我国近十年来老年人宗教信仰的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为我国老年人口的服务政策提供相关的依据。分析发现，十年间我国老年人口中信教的比例从15.56%下降到13.89%；除60~64岁年龄组外，同一年龄组的老人信教比例有所降低，同一出生队列老年人信教比例随着年龄增长而有所下降，这与世俗化理论的预测趋势一致。性别、民族、受教育水平、是否为党员/干部、慢性病、自评子女孝顺、是否与子女同住、有无社会组织参与等变量是影响老年人宗教信仰选择的主要因素。相关部门应充分地认识和把握宗教在不同时期和出生队列老年人群中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以更好地制定老龄服务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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