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张文娟，魏蒙

2015, 39(5):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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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老年人的规模及其分布是评估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需求的关键指标。针对专项调查存在的细分后样本规模不足而导致的估计偏差问题，文章采用数据合并的方法，将2010～2011年期间的三项老年专项调查数据合并，并结合“六普”数据的人口结构对中国老年人口的失能率以及生活自理预期寿命进行评估。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失能率为11.2%；农村、女性老年人的中重度失能的风险以及失能人口的绝对规模均高于对应的城市、男性老年人群。2010年中国60岁老年人口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为17.22岁，平均带残存活时间约为2.53年，但女性超过男性0.71年。两性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余寿中所占比例的差异随年龄增加而扩大。研究认为，农村、女性老年人将是长期照料的主要群体。

大数据时代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与创新

王广州

2015, 39(5):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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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人口大数据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认为，中国人口大数据有丰富的历史积累，但各人口大数据系统之间最基本信息还没有实现同步更新和共享，信息的实时开发利用还面临很多实际困难和现实挑战。在大数据系统建设和信息开发利用过程中，需要解决基础数据的标准化、动态管理、实时更新、共享、安全机制以及历史数据的保存与归档问题。而人口大数据结构与人口分析模型密不可分，面对新的人口大数据形态，许多统计指标将面临重构。人口大数据的连续、追踪属性将改变传统人口分析长周期及与空间信息分离的技术瓶颈，进而提出构建实时人口监测、预警模型和快速挖掘核心人口大数据的结构框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主要研究领域。

中国成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基于生命力模型的应用

李婷

2015, 39(5): 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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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生命力模型对我国成年人口（35岁及以上）分年龄别死亡率曲线进行拟合，据此将预期寿命分解为内生预期与外生损失寿命。通过对六普数据的应用，发现我国男性与女性成年人口预期寿命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受即时环境影响的外生损失寿命。而城乡间的差异主要来自于由慢性衰老过程所主导的内生期望寿命。与日本的国别间比较进一步揭示，我国与寿命领先国家的主要差距在于内生过程。此外，五普与六普的纵向比较表明，外生死亡的减少是我国成年男性近10年来预期寿命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内生与外生死亡因素的改进在女性近10年寿命增长中的贡献趋于平衡。依据寿命领先国际的经验，我国未来预期寿命的增长将逐渐转变为以内生因素提高为主的模式。

Lee Carter模型在模型生命表拓展中的应用——以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为例

黄匡时

2015, 39(5): 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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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Lee Carter模型将死亡率变化分解为年龄别平均死亡率、年龄别变化速度和时间变化三部分，既考虑了不同人群的死亡率基数，也细分了死亡率未来变化的两个重点，通过调整年龄别的变化速度和时间变化可以生成不同预期寿命水平的年龄别死亡率，在模型生命表由较高水平的预期寿命向更高水平的预期寿命拓展上具有独特优势。不过，该模型在死亡率长期预测上有性别差异扩大和年龄别比值失调等问题。文章对该模型进行了相干改进和倒置改进，修正了该模型在死亡率长期预测上的不足。改进的Lee Carter模型既可用来预测高预期寿命水平下的年龄别死亡率，也可用来对模型生命表拓展。文章以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为例介绍了改进的LeeCarter模型在中国模型生命表拓展中的应用。

2000～2010年中国生育水平估计

赵梦晗

2015, 39(5): 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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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中国妇女近期生育水平的研究很多，各类研究由于采用的数据和方法不同，结果不尽相同。在这些讨论中，出生人口数的数据质量和调整是各类研究结果差异较大的关键。文章使用2000年、2010年两次中国人口普查中提供的妇女人口数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年间的生育分布模式，在考察两次人口普查女性人口漏报的基础上，应用Preston和Coale提出的变量r方法，对中国2000～2010年的净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同时，文章计算出这10年间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60左右。变量r方法对于具体的出生人口数量和育龄妇女数量的数据质量要求较低，且在多项研究中经过实践的检验。但是，在实际研究中无论应用何种人口学方法，都应注意其前提假设，仔细检查数据，减少可能存在的偏差。

中国乡城人口的分化态势与融合导向

罗淳，陈瑛

2015, 39(5): 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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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人口的分化与融合，表象看，取决于户籍制度的存废；深层看，还与城镇化所处的演化阶段密切相关，更取决于非农产业发展程度和“农转非”群体的生存发展境况。跨过50%城镇化率的中国乡城人口格局面临两种走向：或继续分化、落入城镇化的“拉美陷阱”；或导向融合、实现“统筹城乡”的发展愿景。站在这种分合变局的历史关口，促进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就不能止步于拆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藩篱，还需要打破长期以来“城乡分治”导致的阶层流动固化僵局，坚持非农化引领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取向，赋予农业转移人口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更强的致富能力，才有助于抑制分化、导向融合，促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早日到来。

农民工大城市定居偏好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研究

孙中伟

2015, 39(5): 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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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路径究竟应以“大城市优先还是小城市优先”一直存在争议，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再度引发了关于该问题的争论。文章旨在利用2012年江浙沪三地流动人口数据以及2013年7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的城市定居偏好，进而从微观视角探讨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问题。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大城市和省内城市偏好，其中省会城市比中小城市以及其他城市更有吸引力。因此，文章认为“大城市优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更能够得到农民工的响应和支持。当前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数量和规模，还是发展质量都存在不足，重点建设一批大城市不仅可以吸引过剩流动人口，转移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还可以通过大都市圈建设带动中小城市的发展。

中国边境地区人口分布的地域特征与国别差异

游珍，封志明，雷涯邻，杨艳昭，李方舟

2015, 39(5):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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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LandScan人口数据集为基础，采用GIS空间分析与数理统计方法，以沿中国陆地边境线内外不同欧氏距离的缓冲区为研究区，分析中国边境人口分布的国别趋势与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边境地区人口分布基本格局是南密北疏；境内外人口密度相比较，东北和西北边境是境内大于境外，西南边境则相反。（2）中国边境人口丰度很低，境外普遍低于国内人口密度；就人口集聚水平变化而言，2000～2010年，中朝边境外升内降，中俄、中蒙边境内外均降，西北4国边境内升外降，西南7国边境内外升降比例相当。（3）人口减少是边境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人口显著减少地区境内为东北和西北，境外为中朝边境及西南边境大部分地区。

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动的影响

杨昕

2015, 39(5):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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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要探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动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普遍低于城镇本地劳动力，由此带来GDP中总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低于应有水平。继而构建了一个包含多个影响因素的实证模型，以验证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农村转移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动产生负面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由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价格大大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村转移劳动力越多，国民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会越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改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市场统一等措施将有助于改善我国GDP中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局面，有助于提高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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