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刘家强,唐代盛

2015, 3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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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人口均衡发展问题是这一关键时期的核心要素。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导致劳动力减少的人口结构叠加效应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意味着人口政策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文章认为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调整符合我国人口政策设计初衷和发展方向，“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是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合符逻辑的结果，其政策实施将对我国保持人口长期增长、缓解婚姻市场挤压、延长人口红利收割、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等方面的人口学后果和经济学后果产生积极效应，未来我国需要完善适应“普遍两孩”生育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治理体系，实现从奖励少生向保障人口安全的政策转型以及“普遍两孩”生育政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乡城人口流动的理论解释: 农村人口退出视角

钟水映，李春香

2015, 39(6):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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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流而不退”，传统的人口流动理论无法解释。文章在明晰农村人口退出内涵和必要性，分析农村人口退出与市民化、城市化等关系的基础上，从农村人口退出视角，加入制度因素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进行再修正。乡城流动人口的流动退出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短期内，流动人口个体流动决策的依据是预期净收入最大化; 长期内，具有若干期流动经历的流动人口在进行家庭迁移退出决策时，决策依据应是包含制度净收益在内的家庭预期净收益最大化。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农地制度是影响农村人口退出的核心因素，未来农村人口的顺利退出要求农村土地实现更多的功能，特别是财产功能; 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特别是退出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

翟振武，陈佳鞠，李龙

2015, 39(6):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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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 要想得到这一问题的可靠答案，数据质量是关键。2015 年户籍登记数据中5 ～7 岁组人口数是目前可获最新且最接近这3 个队列实际人口情况的数据，基于这一数据估计2008 ～2010 年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能够得到比较可靠的结果。文章估计得出2008 ～2010 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 63 ～1. 66 之间，整体处于平缓波动之中，而且由于户籍登记数据在低龄组不可避免地存在漏登现象，因而在此估计出的总和生育率水平是对2008 ～2010 年间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真水平”的低限估计，由此可以推断出2008 年、2009 年和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至少应该在1. 66、1. 66 和1. 63 以上。

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中国生育率估计

陈卫

2015, 39(6):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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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人口普查年龄分布数据和基于广义稳定人口模型的两种生育率估计方法，即整合法和变量r 法，对中国1982 年以来各普查间的生育水平进行估计。利用整合法估计的是出生率，通过出生率换算为出生人数，进而估计生育率。利用变量r 法估计的是净再生产率，通过净再生产率转换为对生育率的估计。整合法对1982 ～ 1990 年和2000 ～ 2010 年普查间平均出生率和出生人数的估计，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而对1990 ～ 2000 年普查间的估计则要明显低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布值。由此估计的1982 ～ 1990 年、1990 ～ 2000 年和2000 ～ 2010 年各普查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依次为2. 63、1. 68 和1. 56。利用变量r 法对各普查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分别为2. 60、1. 61 和1. 68。因而，2000 ～ 2010 年中国平均生育率的估计应该在1. 6 左右。

中国真的已陷入生育危机了吗?

杨菊华

2015, 39(6): 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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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媒体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生育危机，应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甚至鼓励生育。然而，实际情况是否果真如此，还有待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文章把中国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间内、更大的空间视野中，尝试对该问题进行学理分析与思辨。借助有关生育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理论，利用纵向和横向数据，文章系统比较了近半个世纪中日韩美的婚育行为，并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与生育的关系进行理论解析。结果表明: ( 1) 中国人依旧普婚普育、且相对而言早婚早育; ( 2) 时下的宏观环境依旧在强化人们的婚育情结、催生婚育焦虑，从而驱动人们早早步入婚育生活。据此，笔者认为，判断中国已面临严峻的生育危机还为时尚早。文章分析结果或有助于推动对国人婚育行为更为广泛的学术争鸣，拓展对该问题的客观认知和更近实际的理解。

中国人口吸烟模式的队列差异及社会决定因素

马妍

2015, 39(6): 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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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运用2010 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中国数据，在重构个人吸烟史的基础上，再现了出生队列吸烟率的变动过程，并运用生命表技术调整了死亡率对队列吸烟史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男性的吸烟率持续上升并在达到历史高位后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不同出生队列的吸烟模式存在队列差异，年长出生队列的吸烟率、峰值吸烟率及其持续时间均高于年轻队列，且这些指标都随队列的年轻化呈现出下降趋势。吸烟行为的社会决定因素及其转变是造成中国人口吸烟模式队列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未来的烟草控制策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重视和把握人口变动的规律和吸烟模式的队列差异，对于不同的出生队列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策略。

中国各省离婚率的空间聚集及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苏理云，柳洋，彭相武

2015, 39(6): 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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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率的上升既有深刻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也凸显了现阶段人们价值观的变化。文章在对离婚率的区域差异性、空间聚集性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离婚问题的区域特性和时空特征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中国离婚问题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 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离婚率的高、低在空间上呈现出非随机分布; 从全局来看，中国各省离婚率一直存在高—高型聚集或低—低型聚集; 从各省离婚率的局部聚集特征可以看出，高—高型主要集中在东北3 省，低—低型主要集中在我国南部及东南沿海等省份; 2004 ～ 2012 年间，离婚率属于高—高型且显著的热点地区逐渐集中在黑龙江、辽宁、吉林，离婚率属于低—低型且显著的冷点地区从6 个减少到只剩1 个。

生育政策调整对助产医院分娩量及产妇构成的影响

康楚云，高燕秋，宋莉，庞汝彦，王燕

2015, 39(6): 8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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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摘录病历资料的方法，在12 所助产医院调查了23839 例分娩产妇，其中2012 年11 ～ 12 月的分娩产妇10821 例，代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时期的情况; 2014 年同期分娩产妇13018 例，代表政策实施后时期的情况。比较两个时期分娩产妇的数量和构成。结果显示，2014 年11 ～ 12月比2012 年同期分娩量增长了20%，且分娩量的增加主要在城区医院; 分娩二胎的产妇数量增加了62%; 35 岁及以上产妇的比例由6. 4% 增加到8. 8%; 有既往剖宫产史的产妇比例由9. 8% 增加到15. 0%。二胎分娩比例和数量明显增多、高龄产妇和瘢痕子宫的产妇增多，提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仅一年时间，对生育行为和助产工作的影响已有体现，城区助产医院应该采取措施为生育政策调整即将在未来几年带来的生育释放高峰做好准备。

流动人口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研究

杨凡

2015, 39(6): 9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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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运用倾向值贪婪匹配、倾向值最佳匹配、倾向值加权和匹配估计量等4 种倾向值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人口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工资差异。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个人禀赋在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当这种选择偏差存在时，t 检验和OLS 回归会高估正规就业对工资水平的平均干预效应。在控制选择偏差以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工资差异。这说明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市场分割和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

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引领人口发展新格局

陆杰华，张芳，汤澄

2015, 39(6): 10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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