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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第42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8-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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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加强战略研究 迎接新时代人口发展挑战

贺丹

2018, 42(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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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人口新动态 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翟振武，邹华康

2018, 42(2):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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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人口数据难题 构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基础数据新平台

张许颖

2018, 42(2):  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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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

宋 健，秦婷婷，宋浩铭

2018, 42(2):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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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 ２０１６ 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观察意愿—意愿以及行为—意愿两种路径，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 研究发现：父母对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存在同向关系，且与女性意愿孩子数量无关；公婆的代际影响只作用于一孩；兄弟姊妹性别结构对城市初婚
女性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另外，儿女双全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女性相比较独生女更可能具有男孩偏好。 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以一孩无偏好、二孩双偏好为主流意愿的城市女性中，仍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空间，原生家庭父母性别偏好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研究还发现现有子女性别结构以及根据出生性
别比指标３０ 多年来的变化态势分类以及现居住地省份对女性性别偏好的重要影响。


基于改进的Lee-carter 模型的二孩生育间隔研究

黄匡时，刘鸿雁

2018, 42(2):  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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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２０１３ 年全国 １２１ 个出生人口监测县的全员人口数据库，采用改进的 Ｌｅｅ?Ｃａｒｔｅｒ 模型将 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每年 ２０～５０ 岁妇女的二孩生育间隔分解成年龄别的二孩最小间隔、年龄别的二孩间隔弹性和二孩间隔的时间效应 ３ 部分。 研究发现：二孩最低生育间隔为１．２～１．７ 年，年龄越大，二孩生育间隔的最小值越大；年龄别的二孩生育间隔弹性呈现 Ｓ 型变动，２０ ～３０ 岁之间在平稳中波动，而 ３０ 岁之后、４５ 岁二孩生育间隔弹性呈现线性增加的态势，不过 ４５ 岁之后略有下降；在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 年的 １０ 年间，二孩平均生育间隔的时间效应为负，但是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以及１９９７～２０１３ 年这两个时期的二孩生育间隔的时间效应为正。

城镇化和乡城转移对未来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孟向京，姜凯迪

2018, 42(2):  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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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中国人口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乡城人口转移也越来越活跃。 乡城人口转移不仅会带来乡城人口数量和比例的变化，还会影响乡城人口的年龄结构，进而影响乡城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 文章利用中国第五次和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要素推算法，估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间乡城人口的转移规模和分年龄转移率，并在此基础上推算出乡城人口转移条件下，中国未来乡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结果表明，未来乡城会面临比较剧烈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总人口抚养比将大幅度上升，老龄化程度和速度都远高于城
镇地区。 受未来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乡城人口转移的速度将趋缓。


1984-2050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估算和预测

赵卫军，焦斌龙，韩媛媛

2018, 42(2):  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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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学界对农业劳动力合理工日和有效工日的界定存在差别，导致用工日折算法测度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得出的结果争议也很大。 文章通过构建效用工日折算模型对工日折算法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１）引入季节性指数和天气变化指数来确定合理工作负荷工日；（２）以“看齐意识”下的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确定效用最大化工日；（３）引入农业劳动力知识系数和农业技术指数来确定农业劳动力的有效工日；（４）在合理工作负荷工日和有效工日的基础上确定剩余工日；（５）通过劳动生产率的两种表示方法把农业剩余劳动时间折算成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 此外，该模型对 １９８４ ～ ２０５０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存量进行估算和预测，并在与其他学者研究比较的同时做出评价和分析。


中国老年人的养老规划研究

张文娟，纪竞垚

2018, 42(2):  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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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 ２０１４ 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ＣＬＡＳＳ）数据，探讨了我国老年人养老规划安排的现状、特点，揭示了老年人群养老规划行为的内部异。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普遍缺乏对老年期的养老规划和准备；在少数进行过规划和准备的人群中，现金储蓄仍是其最主要的经济准备手段，但城乡老年人群的养老规划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投资理财和土地流转各有所侧重。 研究还发现，不同出生队列、不同特征、以及身处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老年人的养老规划也存在明显差别；东部地区、城市、出生队列较晚的老年人更可能提前做出养老规划。 老年人养老规划行为的内部差异与其所经历的社会情境有关，而这些社会情境与老年人个体特征、个体能力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规划。


 前瞻年龄视角下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对我国医疗费用的影响

杨 昕，左学金，王美凤

2018, 42(2):  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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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静态的研究视角有可能夸大了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文章通过日历年龄和前瞻年龄的不同视角预测了我国 ２０１０ ～ ２０５０ 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并据此测算了不同视角下老年人口的卫生费用。 结果表明，在前瞻年龄的视角下，我国未来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较日历年龄视角下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放缓，且老年人口的卫生费用也将大幅降低。这一研究结论的社会经济含义有二，一是前瞻年龄下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会发生变化，二是年龄别医疗费用取决于前瞻年龄，将会节约医疗费用。 要使这两种社会经济含义的价值得以实现，必须要从社会政策的改革入手，如鼓励延迟退休年龄、转变卫生服务理念以及改革卫生服务体系等。


利用DCMD模型生命表系统对“六普”数据中死亡漏报的估计

李 成，米 红，孙凌雪

2018, 42(2):  9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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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死亡概率和老龄死亡概率对估计 ０ 岁和 ６０ 岁预期寿命有特殊意义，直接关系到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且涉及养老保险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 众多研究表明“六普”数据中低龄组与老龄组死亡数据存在明显漏报，并且给出了不同的修正方法以及相应的结果。 文章利用 ＤＣＭＤ 模型生命表系统，根据“六普”数据中 ６０～７５ 岁的分性别人口数计算出老龄死亡率，结合 ＵＮＩＣＥＦ 的儿童死亡率和 ＩＨＭＥ 的成人死亡率数据，对“六普”时期我国分性别的国民生命表进行重建，重新计算了 ０ 岁和６０ 岁的预期寿命，并在此基础上估计了低龄组和老龄组死亡数据的漏报程度。 结果表明，“六普”时期我国婴儿死亡率男性为 １６．４１‰、女性为 １５．９４‰，相应的漏报水平为 ７７．３％和 ７５．５％；老龄死亡概率（６０～８９ 岁）男性 ０．７０３、女性 ０．５９５，相应的漏报水平为２．３％和 ７．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