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于潇，祝颖润，阚兴龙

2019, 43(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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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构建分城乡离散型未婚人口发展方程，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预测2011~2060年分城乡未婚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利用婚配性别比测度2010~2060年城乡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强度，分解未婚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和夫妇年龄差婚配模式城乡差异对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的不同影响。结果发现，2010~2060年中国大龄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波动变化趋势，未婚人口性别结构城乡差异对未婚男性婚姻挤压城乡差异的影响较大。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缓解城乡未婚男性婚姻挤压；乡—城人口转移加剧未婚男性婚姻挤压的城乡差异。建议政府尽快做好配套措施提高全面两孩政策效果，高度重视乡—城人口转移对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和住房价格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机理

黄燕芬，张超，田盛丹

2019, 43(4):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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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全面两孩”政策引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能否提升家庭消费成为新时代人口学及相关学科亟需探讨的新命题。文章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住房价格和家庭消费的综合分析框架，并运用SYS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对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改善起到直接的拉动效应，而住房价格上涨通过调节效应对上述直接效应的发挥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文章提出“全面两孩”政策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抚养比提高潜藏着巨大的消费动力，抚养负担能够转化为人口结构红利。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避免房价过快上涨，能够促进人口结构红利释放，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优化。

中国网络大众生育态度倾向变迁——兼论舆情大数据在人口学中的应用

李婷，袁洁，夏璐，熊英宏，张露尹

2019, 43(4): 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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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探索了如何利用网络舆情大数据来推断大众生育态度倾向的变迁。基于对网络评论的简单情绪分类、LDA非监督分类和fasttext监督分类结果的比较，文章发现依托于计划行为理论框架的监督分类法能提供更准确也更有意义的分析结果。从趋势来看，自2012年以来，涉及生育的评论态度倾向从积极占多数快速转变为消极占主导，这个过程也伴随着话题维度的转变，从更多行为态度上的表达转变为主要陈述生育面临的客观限制。房价、子女教育、工作成为提及最多的限制条件。这些结果说明低生育意愿更多是受客观限制的影响，而非观念转变。分省市生育情绪与地方生育水平较强的相关性体现了生育态度倾向分析的有效性。文章借此进一步讨论了舆情大数据在人口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否存在？——对后生育率转变国家（地区）生育率长期变化趋势的观察

吴帆

2019, 43(4): 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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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持续时间达到20年及以上作为低生育率陷阱的判断标准，对66个1997年之前进入后生育率转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变化趋势进行观察，有3个主要发现：一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偶然的存在，而且低生育率陷阱风险已经从22个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二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避免，有21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从未降到1.5以下，其中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在1.7或1.8以上；三是低生育率陷阱并非不可以摆脱，但摆脱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只是少数。由于生育率长期在低生育率陷阱临界水平上波动，平均生育意愿显著低于更替水平，以及其他对生育率具有负面影响的人口学因素的强化，中国已经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的高度风险。

发展中国家人口监测调查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以DHS调查为例

杨文庄，韩润霖

2019, 43(4): 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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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监测是开展人口战略研究和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和完善人口监测制度不仅是政府职责，而且具有人口统计方面的理论和方法意义。全球来看，大部分国家都重视人口监测，基本遵循着“行政记录+监测调查”的模式。生命登记系统比较完备的国家通过开展人口统计调查来弥补行政记录的不足，而行政记录不完善的国家更是依靠人口统计调查来开展人口监测。文章考察了目前全球最大的、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人口统计与健康调查（DHS调查）在组织实施、调查内容、问卷设计、样本规模、抽样方法以及数据开发应用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分析了DHS调查的经验与不足，并结合中国人口监测调查现状，对中国人口监测调查制度进行了设计，提出了当前中国人口监测调查制度建设的重点工作。

中国老年人虚弱变化轨迹及其分化：基于虚弱指数的考察

巫锡炜，刘慧

2019, 43(4): 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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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弱指数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研究老年人的健康和虚弱变化速度，以刻画老化引起的虚弱程度的动态过程。基于生命历程视角，文章强调从队列内认识和理解虚弱轨迹变化的意义，认为一个合适的理解队列内虚弱指数变化轨迹模式的框架应当满足3个重要属性：随机变异、轨迹分化与累积劣势。进一步，将此3个重要属性整合到增长曲线模型中，赋予参数具体含义，运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加以考察。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老年人虚弱程度随着年龄推移加速上升，但这种加速上升态势在超高龄老年人中消失了；中国老年人虚弱变化轨迹存在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背后隐含着累积劣势机制，不过，其主要体现为组内而非组间累积劣势。

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韩保庆，王胜今

2019, 43(4): 8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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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析照料孙子女的时间对中国中老年人健康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特征。由于随着照料孙子女时间的增加，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健康有利影响的增加速度在逐渐降低，对中老年人健康不利影响的增加速度反在逐渐增加，照料孙子女对中老年人健康的总影响呈现出先有利后不利的倒U型关系。文章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截面数据对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无论是总体样本回归结果，还是分样本回归结果都表明随着照料孙子女时间的增加，中老年人健康自评变差的概率先下降后上升。通过比较中国中老年人实际照料孙子女时间和最优照料时间以及与不照料孙子女无差异照料时间，发现中国中老年人在照料孙子女时间方面存在过度照料。

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

杨凡，潘越

2019, 43(4): 9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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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深度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变得日趋频繁。文章以职业搜寻理论为框架，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倾向值加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和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在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控制了选择性偏差以后，非正规就业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意愿仍高于正规就业流动人口。但是，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存在着内部异质性。非正规就业不仅直接增加了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意愿，而且会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作特征而间接增加他们的职业流动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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