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张现苓,翟振武,陶涛

2020, 44(3):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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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来中国人口几乎遵循着指数增长模式，间或穿插短期外生性的人口负增长。1990年代后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负增长惯性开始积聚。2000~2010年，全国1/4的市级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但主要是由人口迁移流动所致。2010年，全国8%的县级地区人口自然增长为负。预测中方案显示，中国人口将在2027年后进入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更早、更快；21世纪上半叶老年人口仍将快速增加。负增长是人口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人口负增长具有隐蔽性、过程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既是数量问题也是结构问题；人口负增长受生育、死亡和年龄结构的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与负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强化。

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就业的关系

林宝

2020, 44(3):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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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负增长存在明显的年龄（组）传导过程，大多数国家（地区）遵循0~14岁人口负增长—15~59岁人口负增长—总人口负增长的发展轨迹。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率、失业率等指标的关系表现出渐行渐远的特征。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已经开始负增长，根据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27~2029年期间进入负增长。负增长阶段中国有望保持劳动力缓慢下降，但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建议消除生育障碍，提高生育水平；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参与率，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把握好经济结构转型节奏及应对结构转型的就业冲击；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劳动参与。

中国高龄老年人认知能力的衰退轨迹及其队列差异

张文娟,李念

2020, 44(3): 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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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老龄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利用混合效应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1899~1908、1909~1918及1919~1928年3个出生队列的高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衰退过程。研究发现，高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随着年龄持续降低，在临终前会出现加速衰退趋势。3个队列人群的认知能力衰退轨迹存在显著的队列差异，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高龄老年人的认知能力衰退进程不断延迟，较晚的出生队列的认知能力优于较早的出生队列。但是，对老年人临终前的认知能力变化的分析发现，较晚出生的队列人群临终前处于认知能力缺损状态的时间更长。此外，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存在强烈的异质性，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健康状态及活跃的行为方式的老年人在认知能力上的表现更佳。

中国居家老年人家庭-社会照料模型

纪竞垚

2020, 44(3): 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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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6）数据在探讨家庭照料与社会照料关系的基础上，结合生命历程理论、机会成本视角以及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构建了中国本土化的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国居家老年人家庭-社会照料模型。研究发现，总体上社会照料可以减轻家庭照料负担，但两者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因社会照料类型、老年人健康状况以及家庭经济资源禀赋的不同表现为或替代或补充的关系。对中国居家老年人家庭-社会照料模型的理论分析表明，精准匹配社会照料资源需考虑老年人主观能动性及健康状况、照料类型、家庭经济资源禀赋等微观因素，同时当宏观层面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照料政策等作用于个体行为时，需结合城乡发展实际并注重供求对接。

个人—环境匹配视角下城市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因素——基于北京市的调查

谢立黎,陈民强

2020, 44(3): 7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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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开展基层社区治理需要重视和发挥老年群体的主体作用。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 采用2019年北京市老龄社会治理现状调查数据探讨机构能力和个人偏好对北京城市老年人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67.36%的老年人具有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意愿，但其参与社区治理存在“高意愿、低参与”的状况。虽然社区组织供给能力差强人意，但与老年人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社区机构能力越强，老年人社区治理参与度越高，并且老年人对机构能力的偏好对两者关系存在调节效应。社区组织在有限资源约束下开展社区治理活动时，可优先根据老年人看重的机构能力提高能力建设，降低制度性障碍对老年人社区参与的制约。

高铁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

陈卫,王若丞

2020, 44(3): 8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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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当前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高铁作为一项大型的交通基础设施，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发挥了重塑城市空间和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作用。基于MODIS遥感数据考察在2010~2016年中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时期，中国297个地级市的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并采用空间面板回归的方法探讨高铁站点的开通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高速铁路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格局空间集聚特征日益明显，长三角地区是城镇化发展最快的区域；高铁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会根据城市本身的发展水平及高铁站点的位置而产生分化；高铁站点的开通可以显著提高其站点所在城市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而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在中小规模城市中更为明显。

中国儿童非正常迁移的时空分异及综合机制——拐卖与抱养对比视角

李钢,薛淑艳,马雪瑶,周俊俊,王皎贝,徐婷婷

2020, 44(3): 10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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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儿童犯罪与民间抱养活动是中国儿童非正常迁移的主要途径，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从公益平台获取的数据资料，探究两类非正常迁移的时空分异格局与综合机制。研究发现：拐卖迁移的男童远多于女童，抱养迁移则相反；被拐儿童主要集中在1~6岁，抱养儿童则以0岁为主；非正常迁移以乡村家庭之间的流动为主；迁移在时间上呈现“中段高发，首尾低发”态势，明显受灾害等特殊事件及政策法规调整影响；在空间分布中，四川和河南是儿童非正常迁移的高发省份；在迁移路径上，拐卖表现为从西南地区流入中东部地区，抱养则以省内跨市流动为主。中国儿童非正常迁移受地区差异梯度力的影响，被其他“两方”干预从而在“三地”流动，最终完成被动的、无意识的迁移。

人工智能时代人口研究的前瞻性思考

黄匡时

2020, 44(3): 11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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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开启了人口研究的新时代，不仅丰富了人口的内涵，将人口研究对象由人类人口拓展到智能人口，而且人工智能对人类人口、劳动力、低生育率、老龄化、健康、人口流动、贫困人口、人口治理、人口安全和人口学研究方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人工智能时代要大力发展智能人口学，推动智能人口在数字经济、人口治理、人口监测、人口普查、健康管理、应急管理、战争模拟、疫情防控、智能城市建设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加强人工智能与人口发展的协同治理，探索人机协同发展对国家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尤其要加强智能伦理建设，确保人工智能与人口发展在可控范围，避免重大人口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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