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刘爽

2006, 30(3):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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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生育转型、性别平等与香港生育政策选择

涂肇庆

2006, 30(3): 1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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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世界上生育率水平最低的超低生育率地区之一。低生育率现象是个体导向的社会机制所倡导的两性平等与家庭导向的社会机制在事实上的性别不平等之间强烈冲突的结果。“有偿养育计划”也许是刺激那些有多生倾向的家庭把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的有效途径。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人口变化

段成荣，王金营，宋健，王放，黄荣清，陆杰华

2006, 30(3): 16-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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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战略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我国人口发展和管理中,存在着人口数量继续保持增长、地区之间人口发展不平衡、人口总体受教育素质偏低、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流动人口不断增多、就业压力持续增大等一系列问题。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人口问题也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之中。为了摸清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数量、结构以及人民居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国家于2005年11月进行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展的第一次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对于了解和掌握新世纪之初我国人口的变化有重要作用。今年3月中以来,国家

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儿童性别比关系研究

杨菊华

2006, 30(3): 3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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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由于该现象发生在现行的生育政策推行以后,所以政策被认为是造成或加剧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直接衡量生育政策,并探讨它对出生性别比影响的研究十分缺乏。本文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1989~2000)数据,分析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社区层次儿童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趋于平衡的性别比更可能在政策被严格推行的地点和时间出现;政策的性别特征激化儿童性别比,但政策仅仅作用于第二胎。因此,在夫妻控制子女性别的能力超过控制子女数量的能力、在部分人群尚不能同等对待男性胎儿和女性胎儿的时候,若要获得相对平衡的出生性别比,政府必须完善现行的生育政策,并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行行政干预。

农村人口医疗保障实证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高利平

2006, 30(3): 42-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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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山东省450份问卷调查资料,本文分析了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状况,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试点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发展障碍进行了审视和总结。结果表明,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的作为远远不够;农村人口的健康和医疗保障水平较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一些缺陷,宣传力度、满意程度、收入、文化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要因素,应将他们作为今后稳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切入点。

婚姻行为中的资源与交换——以延边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为例

林明鲜，申顺芬

2006, 30(3): 5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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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交换理论,以延边朝鲜族女性的涉外婚姻为例,探讨婚姻中的资源与交换之间的关系。1992年中国和韩国建交后,在延边朝鲜族社会里,社会经济资源匮乏的女性在涉外婚姻中将自身的“年轻”作为可利用的资源和韩国男性所拥有的“优越的居住资源”进行了交换。她们将涉外婚姻作为谋求经济稳定和改变社会经济地位的手段加以选择。

中国西北地区人口增长对土地退化的驱动作用分析

童玉芬

2006, 30(3): 56-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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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定性定量分析西北地区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系统和土地压力响应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人口的增长主要与耕地面积的扩展有较强相关性,与单位粮食亩产增加等变量指标的关系较弱。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便是在人口增长与耕地扩大的关系中,实际的耕地增长和粮食需求也远远大于实际人口增长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到在西北地区粮食生产和耕地面积扩大的过程中,人口增长并不如人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大,人口增长对土地退化只能承担一部分责任,不构成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周皓，梁在

2006, 30(3): 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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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返迁人口的规模并描述返迁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与现在的迁移人口与非迁移常住人口的差异,从个人因素、居住地类型以及家庭户特征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返迁的决定因素。并讨论了本文的一些缺陷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形成原因的再认识

梁秋生

2006, 30(3): 7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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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中是否存在显著的外来人口分母效应和本地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否大于或小于1是两个本质不同的问题。统计数据和进一步的分析均表明,平均生育年龄的推迟不能完全解释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在分析和推算京津沪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和高校在校生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时,不仅1‰或1%普查抽样数据的样本容量明显不足,“五普”长表数据本身也存在显著的代表性误差。“五普”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变化导致京津沪大量短期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期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剧增,必然会导致京津沪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统计上显著下降。

和谐与创新: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体系建设的理性思考

钟庆才

2006, 30(3): 78-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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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广东省实现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全面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广东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扭转了被动后进局面,而且迈进了全国的中上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广东营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在这一过程中,还创造性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全新的“激励”性和“制约”性措施,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1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体系构建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情况和特点1.1利益导向机制体系构建的历史演变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伟大事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实行计划生育的初期,由于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政

将公共管理的理念引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

郭维明，郭大平

2006, 30(3): 84-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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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对于新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提高群众满意程度,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公共管理是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治理结构变革带来的以社会自治为基本内容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它不仅是人类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一场伟大变革,而且,也意味着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和生活等各个领域中的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这必然带来行政领导对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的变革。1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一种公共管理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

任远，邬民乐

2006, 30(3): 8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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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文献综述,对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些理论性的述评,并总结提出4方面的基本结论:第一,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受到移民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影响,社会资本影响着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发展和融合;第二,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以及一系列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与排斥,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第三,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并促进其社会融合;第四,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是他们社会融合状况的表现,也影响其社会融合的能力。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丛书评介

杨云彦

2006, 30(3): 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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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的繁荣与发展,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简新华教授、刘传江教授主编,该中心研究人员历经数载撰著的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套“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丛书”,由科学出版社2003~2007年出版。丛书共有7部,包括1部教材和6部专著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等资助下完成的,均是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近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的是各自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钟水映和简新华主编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教材是在充分吸收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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