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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第36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2-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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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胡湛，彭希哲

2012, 36(2):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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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人口转变：一个可以无限拓展的概念？

石人炳

2012, 36(2):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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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转变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已有80多年的历史。数十年来,许多学者对人口转变的研究和贡献,使之成为人口学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它概括了人类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口再生产的演变特点以及这种演变的原因和社会经济后果。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学者范德卡及其同事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概念,以此概括二战以后发生在西欧的一系列人口和婚姻家庭的变化以及生育率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又有学者用"第三次人口转变"表述欧美国家持续的低生育率和高迁入率导致的人种结构的变化。文章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三次人口转变"的提出者们的研究是非常有启发性和有价值的,但并不赞成他们将自己的研究内容冠以"人口转变"。

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叶文振，李静雅

2012, 36(2):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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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是学科成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人口学科的国际化并没有发展到一个相对应的水平。在界定了学科国际化概念的基础上,借助问卷调查数据来分析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的现状,探讨中国人口科学继续与国际学界融合所面临的困难及其主要原因。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学的国际化明显处于不断萎缩的态势,其直接动因和深层次缘由分别是整个人口学界的国际化意识与能力的减弱,以及人口学科文化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加强国际化的学科文化建设与建立相配套的学科制度是提高中国人口学科国际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51.27%的城镇化率是否高估了中国城镇化水平：国际背景下的思考

朱宇

2012, 36(2):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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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迄今国际通行的传统城乡人口划分原则和标准以及当今城乡界限淡化背景下城乡人口划分和统计的演变趋势两个方面,对2011年末中国大陆51.27%的城镇化率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现行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基本上符合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城乡划分原则和标准,不应因为城镇化进程中某些问题的存在而否定我国已有半数以上人口聚居于城镇、且拥有国际公认的城镇人口基本特征的事实。文章还认为,我国现行的城镇化数据不仅没有高估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反而存在着未能涵盖大量具有相当城镇特性、但仍未被纳入常规市镇人口统计的"准城镇人口",从而低估实际城镇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予以进一步改进。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几点思考

王桂新

2012, 36(2):  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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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化也从低点起步、呈单调升势快速发展,2011年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但在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深刻制约下,城市化发展滞后,影响工业化、非农化发展;城市化速度过快,不利新农村建设;土地城市化呈大跃进式疯狂扩张,造成土地资源严重浪费;继续对农村和农民进行剥夺,造成城乡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激化。要推进未来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实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城镇人口过半的挑战与应对

段成荣，邹湘江

2012, 36(2):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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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镇人口历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但这一社会结构历史性转变的背后却存在城镇化水平虚高的问题。如果将城镇人口总数扣除被迫城镇化且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以及未享受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我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约为41.6%。同时,城镇人口过半以后也面临诸多挑战:整个社会没有建立起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价值体系;对于城镇的作用以及应该怎样发展城市缺乏清醒认识;城市管理对城镇化发展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城市常住居民享有平等的市民待遇任重而道远。因此,应对城镇化挑战,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城市化的作用和实质,遵循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积极探索建设顺应城市社会形态的文化体系。

家庭因素对中国儿童健康的影响分析

王芳，周兴

2012, 36(2):  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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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度数据,运用OLS及分位数回归计量方法,对1291名18周岁以下儿童的健康状况(HAZ)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后发现,在剔除了生理遗传因素的影响后,家庭所在的地理位置、家庭长期福利水平、父亲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类别以及儿童的年龄都与儿童的健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孩子的性别及家庭中孩子的性别组成显著影响我国儿童的健康。具体而言,男孩的健康状况优于女孩,双子女的家庭规模最利于儿童的健康,且与家庭中只有同一性别的孩子相比,孩子性别比例更为均衡的家庭更利于儿童健康。

性产业中老年客人群体艾滋病风险及性网络状况——基于广西某边境县的实证分析

刘谦，郭静，李飞

2012, 36(2):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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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疫情发展显示,50岁以上年龄男性报告病例数增加明显,且以性途径传播为主。研究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方法,深入广西某边境县当地低交易价格性服务场所进行观察和访谈,并针对40名小姐,108名客人发放问卷、进行梅毒、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对当地性网络的研究发现,当地低交易价格性产业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性网络。小姐在其间有着较高的邻连度,而部分活跃的客人表现出更大的桥梁作用。同时,网络成员之间保持了相当长期的交往,网络成员之间的"熟悉"成为采取安全性行为的消解因素。诸多因素构成了通过该网络将老年人群暴露于艾滋病风险的可能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区域溢出与分布差异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

赵儒煜，刘畅，张锋

2012, 36(2):  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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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空间因素纳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框架,对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概括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和空间误差模型,对各要素影响作用的方向和大小进行实证研究,最后得出综合结论和政策建议。除老龄化惯性、人口增长以外,首次对人口老龄化区域溢出机制进行了重点阐述。我国人口老龄化区域溢出作用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影响显著,这一发现从空间维度拓宽了研究视野,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挤入还是挤出：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关于医疗保障与家庭经济供养行为

胡宏伟，栾文敬，杨睿，祝明银

2012, 36(2):  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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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实地调研数据,控制其他变量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保障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总体上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水平具有挤入效应,老年人获得社会保障总体上将提高子女对其经济供养水平。而解释机制分析则发现,原因在于医疗保障释放了老年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进而增加了相应支出,并最终导致子女增加了经济供养支出。进一步分析发现了该效应的群体差异性,而该效应实质是医疗卫生资源和服务分配的阶层性差异,根源在于现行医疗卫生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病。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公平的健康保障与福利改进体系等思考。

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内生性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的实证分析

肖智，张杰，郑征征

2012, 36(2):  9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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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构建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的联立方程,系统分析2006～2009年中国各省市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两者之间的内生性关系。研究发现,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随着农村净收入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劳动力的流动性随之降低;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因素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过多的政策管制却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城市化策略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效果不同;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

家庭对流动儿童择校的影响研究

苑雅玲，侯佳伟

2012, 36(2):  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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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2010年北京市儿童发展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把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多的公立学校和流动儿童少的公立学校,这三类学校接收的流动儿童大体上对应于不同的流动人口阶层,依此为参照,分布在不同类型学校中的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经济水平、社会网络质量、独生子女比例、家庭教育期望和条件等呈现出逐级递增的趋势。在流动儿童少的公立学校中,无论学习成绩还是家庭状况,流动儿童和户籍儿童均无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