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郭菲，张展新

2012, 36(1):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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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从一次人口转变到二次人口转变——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启示

刘爽，卫银霞，任慧

2012, 36(1):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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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扼要解析狭义人口转变及其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出,是结合人口"中间变量"从广义上阐释了人口变化的内在动因与作用机理,进而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引入了对现代人口转变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思考。主张人口转变是一个多维的动态历史过程,蕴涵着婚姻、生育、家庭、健康、人口调控等系列转变。提出第二次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已露端倪。最后特别指出人口转变不仅仅是人口变化,更重要的是将其嵌套的社会变迁,两者关系的空前紧密折射着社会变化与社会需求。过去30年中国通过计划生育让人口"适应"了经济腾飞,而今后三、五十年以至更长时间,应使人口的"主体"地位逐步复归,让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新的人口变化与社会需求,提高人口生存与生命质量,这才是发展的目的本身。

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杨凡，翟振武

2012, 36(1): 2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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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建国初期,通过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次面对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中国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生育"的理论和构想,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开始孕育。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动摇、工作停滞和此后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等种种波折之后,人们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矛盾激增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最后,在"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中国选择了一条主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转变道路。这条道路是由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共同决定的。

曲折、艰难、辉煌的中国生育转变

解振明

2012, 36(1): 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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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2009年30年人口变动的历程来看,中国人口转变是成功的,其结果是辉煌的,但其转变的历程,尤其是生育转变的历程是曲折和艰难的,历史留给人们的经验和教训是深刻的。本文将近30年来的生育转变历程为四个阶段,从而突显了不同阶段生育水平的变化,以及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变革、生育行为以及生育政策博弈的结果。1979～1984年生育水平反弹波动,反映出严格的生育政策遇到强大阻力,结果是欲速而不达。1985～1991年生育高峰如期而至,显示了人口内在规律的强大威力,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口控制的力量。1992～1999生育率再次下降,并穿透替代水平生育率,宣告人口转变基本完成。2000～2009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人口结构性问题逐步显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势在必行。

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

马力，桂江丰

2012, 36(1): 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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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均衡发展的角度对人口转变理论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口转变是由低级人口均衡转变为高级人口均衡的跃迁过程,人口"总量相对静止、结构高位稳定"是最理想的人口发展状态。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超前经济发展的"人口转变"和与经济互动发展的"后人口转变"两个阶段,人口转变过程中需跨越"高少儿抚养"和"高老年赡养"的两次陷阱。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和提升人口素质是未来根本任务,从较短期看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从中长期看总和生育率回归更替水平,是"后人口转变"时期的战略目标,也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家庭动态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肖周燕

2012, 36(1): 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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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及其增长率常常被认为是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往往被忽视。基于此,采用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人口和家庭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并用方差分解法揭示其相互影响程度及差异。结果表明,家庭层面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远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考察人口总量、平均家庭规模以及家庭户变动三者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贡献差异发现,平均家庭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大于家庭户变动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且大于人口总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相对于人口总量,以家庭户为视角来研究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的影响更为重要。因此,在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中,应当更多倡导推广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户模式,家庭减排对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将具有更大的潜力。

人口与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基于变参数模型的实证分析

李国志，周明

2012, 36(1): 6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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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的不断变暖,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必须逐步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基于此,利用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和变参数模型,分析了人口数量和居民消费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二者对碳排放均有比较显著的影响。从总体来看,人口对碳排放的影响弹性要高于消费对碳排放的弹性,但是近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说明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力日益增大;随着时间波动,人口与消费对碳排放的影响弹性会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并且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明显的阶段。依据上述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减少由人口和消费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穆怀中，闫琳琳

2012, 36(1): 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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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现实情况及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以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县彰武县2363个样本的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综合运用描述统计、交叉列联表卡方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层面、政策信任层面、政策推广实施层面分析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农保"试点政策存在制度缺位。"新农保"试点政策吸引中低收入水平、中低学历程度、健康水平低、参保回报时间短的人群。政策了解程度、参保手续便捷、经办人员服务态度等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建立有效的个人账户参保激励机制、提升基层工作人员宣传服务意识、保证政策实施的可持续性、建立多种养老保障制度之间的联动机制来促进"新农保"政策的完善与发展。

宗教参与对我国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分析

朱荟，陆杰华

2012, 36(1): 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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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1998～2005年),利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宗教参与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机制,深入分析人口学特征、肌体健康、心理健康、健康行为及社会经济支持这五类因素在宗教参与和死亡风险关系中的交互作用,以此对西方文献中相关的4种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宗教参与对死亡风险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控制其他因素则会削弱这种影响,其中肌体健康因素所代表的"替代性机制"能够将两者关系的显著作用完全消除。

户籍改革新政与务实的城市化新路——以中山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为例

郑梓桢，宋健

2012, 36(1): 9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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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的户籍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其对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阻碍作用愈发明显。而且随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现行户籍制度对人口迁移流动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中山市在全国率先推行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通过积分构建一套新的量化标准作为流动人口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和入户的依据,为打破户籍坚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务实的路径选择。基于对积分制申请数据统计分析以及对申请人员访谈的基础,对积分制实施情况进行客观总结,对如何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了探讨,并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人口流动中的健康选择机制研究

齐亚强，牛建林，威廉·梅森，唐纳德·特雷曼

2012, 36(1): 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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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08年中国流动与健康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人口、农村外出返乡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城镇居民等不同流动特征群体之间的健康差异进行比较,并系统检验了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两种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移民"(healthy migrant)效应和"三文鱼偏误"(salmon bias)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流动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健康移民"和"三文鱼偏误"选择效应。在控制被访者的年龄、性别、主要社会经济特征以及相关健康行为后,流动人口自评一般健康、慢性病状况、经常性身体不适和肺活量等健康指标显著优于农村留守人口,乡城流动人口患有慢性病和出现经常性身体不适的可能性也显著低于农村返乡人口。在控制相关变量后,乡城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的健康状况(除慢性病和心率过高症状外)不存在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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