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杜鹏，王武林

2010, 34(2):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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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农村老年人口比例日益高于城市,这是否是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特有现象?本文对中国和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许多国家普遍地表现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特点,即城乡倒置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只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不会长期持续。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因素发生改变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农村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状况将发生转变,即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最终将超过农村。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任远，乔楠

2010, 34(2):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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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一个逐步同化和减少排斥的过程,是流动人口对城市的主观期望和城市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是本地人口和外来移民发生相互交往和构建相互关系的过程。本文通过模型分析,验证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三个假设,即流动人口的个人和家庭状况影响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社区参与和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融合;城市的制度安排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对北京市郊区化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21-30

王放

2010, 34(2):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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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北京市各类区域自1958年以来的人口增长速度以及"四普"和"五普"时北京市各类区域按现住地和五年前常住地分的人口数据的分析,本文对北京市是否进入了郊区化阶段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把北京市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全部看作是近郊区或全部看作是城区都是不恰当的。在对北京市的郊区化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需要分乡、镇、街道的人口数据,这样才能对拓展区内部的城区和近郊区分别进行研究。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增长率下降、包含近郊区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属于远郊区的城市发展新区人口增长率上升以及近年来发展新区人口增长率超过拓展区,本文认为:北京市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了郊区化阶段。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

朱宇

2010, 34(2): 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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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自新世纪以来,在与农民工问题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农民工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逐渐被引起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正是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与直接脱胎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打工,因此虽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号,但对农业生产并不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渐趋陌生;他们的就业经历和成年后的生活历程更多地与城市联系在一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之中。因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一种更为漂泊不定的状态。令人欣慰的是,对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困境在学术和道义上的关注已转化为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的决策。

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

王春光

2010, 34(2): 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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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工已开始着换代的变化,这一变动引起了笔者注意,并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入问题(王春光,2001),在这个人群中新生代农民工占绝大多数。一开始,本人主要是从社会认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情况,理由是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阅历、进城动机等方面很不相同,在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他们对家乡和城市的认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另一方面还没有真正确立起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因此他们进入了社会认同的丧失和重构的艰难阶段,有可能成为一群没有认同或认同内卷化了的无“根”漂泊者。没有想到这样的提法,引发了学术界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

刘传江

2010, 34(2): 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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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1.1界定及背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5年以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研究领域的焦点。作为一个社会学而非人口学的概念或群体,他们被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或第二代农民工。“80后农民工”备受关注的两个基本背景是:(1)当今我国农民工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而是已经在内部结构产生了分化和变化,“80后”、“90后”农民工群体人数已经过亿,占农民工总数的六成以上,而且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因为年龄的原因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90后农民工陆续加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及其占农民工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大;(2)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明显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进城

第二代农民工特征分析

王宗萍，段成荣

2010, 34(2): 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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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在我们讨论浩浩荡荡的民工潮的时候,可以看到,30年来,在农民工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农民工队伍的结构特征也已经悄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已经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从性别年龄结构到受教育水平,从流动时间到流动距离,从就业领域到社会保障需求,农民工都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在这些变化中,一个新生的群体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那就是第二代农民工。近年来,研究者对第二代农民工越来越重视,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对于更好地了解这一群体、更好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更好地针对他们的需求开展服务,无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采用的资料不同(特别是已有研究所采用的资料

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认识误区

杨菊华

2010, 34(2): 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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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有关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的各种报道铺天盖地而来。社会普遍认为,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被认为具有“四高”、“一低”、“一薄弱”的特点: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较高、消费水平较高、保障程度较高;工作2期《人口研究》编辑部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45耐受力低;乡土观念淡薄(虽然该人群渴望融入到城市社会,成为新市民,却由于多种因素而遭到排斥,成为“无根漂泊的一代”)。这些特点似已成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固有的标签,不乏合理成分和独到见解。不过,部分认识可能是在缺乏对照(或仅与父辈对照)、且与其他同龄人割裂开来的情况下得出的,故而难免

主持人评论

2010, 34(2):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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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学者的四篇笔谈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他们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和认识。尽管有细节上的差异,四篇笔谈在如何界定新生代农民工上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杨菊华在文中提到的“农村人、外来人、年轻人”,事实上是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或新生代乡城流动人口)的三个维度。作为“农村人”和“外来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并无二致,因此问题的焦点是,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年轻人”,他们是否在农民工的主体中已占了主导地位,他们的年龄和代际特征是否、在多大程度上和在哪些方面给其带来了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和问题。在这方面,四篇笔谈既带来了一些共识,但也有着一些十分重要的分歧。就共识而言,除王宗萍和段成荣外,

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

梁宏，任焰

2010, 34(2): 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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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结构及其与父母的居住模式是流动和留守儿童各种问题的根源。本文利用2006年的"珠三角"农民工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从农民工子女流动或留守的两种生存状况出发,探索了决定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各种因素。结果发现,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的年龄、农村社会支持、迁移距离和父(母)在城市生存状态,他们的流动与否不仅是作为农民工父(母)理性选择的结果,还与国家、地方、生产等方面的制度有关。也就是说,与人口迁移中"推拉理论"的论述一样,农民工子女的流动与否也是由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各自的推拉合力作用的结果,也是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经过利弊权衡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与发展——基于“流动儿童发展状况跟踪调查”的数据分析

周皓

2010, 34(2):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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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06年以来在北京市某区开展的三轮"流动儿童发展状况跟踪调查"的数据,描述了总样本和跟踪样本的心理状况及其发展过程,并予以简单讨论。结论认为:尽管本地儿童、公立流动儿童和流动儿童在三轮调查中一致性地表现出改善的趋势,但是公立流动与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和抑郁感始终强于本地儿童;公立流动儿童与本地常住儿童有着相同的心理状况及其发展轨迹;流动儿童不仅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而且归因于社会不公的流动儿童的抑郁感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两个方面尤其应该引起广泛而足够的重视。

农村家庭结构变动及类型识别问题——以冀东村庄为分析基础

王跃生

2010, 34(2): 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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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前私有土地制度下,核心家庭是最大的家庭类型,但它并非居于主导地位;直系家庭虽居第二位,其所容纳的人口却处首位;复合家庭位居第三,约有1/4的村民生活在这类家庭中。集体经济制度对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父家长失去了对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进而缺少了对已婚儿子分家要求的抑制能力。复合家庭渐趋式微乃至消失;家庭核心化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已实现。调查村庄劳动力近距离的非农择业活动并未使其中多数人离开家庭,农民就业方式的非农转换并未对家庭结构产生大的影响。目前65岁以上多子父母被轮养具有一定普遍性。轮养父母周期性地依附于某个子女生活,与该子女组成"间歇式"直系家庭,在子女之间则形成"轮转式"直系家庭。将这一类型单列使轮养直系家庭的特殊性得以体现。

2002～2007年上海市人群死亡与节气变化关系研究

赵嘉莹，宋桂香，韩明，方博

2010, 34(2): 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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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02～2007年上海市人群死亡资料,计算不同节气的每天死亡数,采用圆形统计分布和超额死亡比,分析不同人群和死因的节气分布。得出:人群死亡的节气超额死亡比从立冬以后增长明显,至小寒、大寒节气达到一年的最高峰。男性和女性死亡节气的分布特点相似,而不同年龄组死亡节气分布不同。研究显示,节气能较准确地综合反映一年中不同时间气象的变化,对在时间上预警某些疾病的死亡危险,保护和干预高危人群具有一定的意义。

滇西某大型筑路工地流动人口艾滋病风险分析

高一飞

2010, 34(2): 9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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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滇西某大型道路建设工地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进行调研与分析,该工地流动人口所面临的主要艾滋病风险是高危商业性性行为。深入调研发现,因其特殊的行业特征,工地流动人口中形成了对商业性性行为默许、容忍、合理化的氛围,对于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存在侥幸心理,各职业人群由于知识、社会经济处境不同,其与艾滋病相关的高危行为有明显差异。基于研究发现,本文对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干预实践、艾滋病预防研究的社会人文视角及未来研究方向等提出了讨论和建议。

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

石人炳

2010, 34(2): 1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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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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