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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第38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14-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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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事实与启示

靳永爱

2014, 38(1):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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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陷阱”理论认为，低生育率具有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生育水平一旦降到1. 5 以下将很难回升。近年来，世界范围内众多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质疑了该理论，挑战了它本身的一些论证和证据。“低生育率陷阱”说法可能只是对短期内生育率变动现象的总结，还不能归纳为规律。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临界值1. 5 以上，尚未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多项调查表明中国目前的意愿生育水平在1. 8 以上，有60%以上的人在政策调整后会生育第二个孩子。同时，进度效应在降低时期总和生育率上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较高的生育意愿影响下，伴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未来进度效应的减弱，生育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出现回升而不是下降。断言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或面临“低生育率陷阱”的严重风险还为时过早。

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

於嘉，谢宇

2014, 38(1):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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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追踪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有着显著地负面影响。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女性工资率下降约7%，且这一负面影响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除此之外，女性的人力资本、工作特征和家庭因素均不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生育带来的负效应。同时，文章还进一步探讨“生育代价”在不同的女性群体间的差别。结果表明，生育对工资率的负面影响在高教育程度、从事管理与职业技术工作和在国有部门工作这三类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由此可见，分析生育对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女性群体间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对我国性别不平等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有着更深入的理解。

流动人口调查抽样的实践与思考

庄亚儿，李伯华

2014, 38(1):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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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对流动人口调查中抽样框的编制、重复抽选及抽选后合并、目标与抽样总体关系的复杂化等问题进行了描述和讨论。实践表明，在编制流动人口调查抽样框时，研究人员不仅需要得到相应数据库的支持，而且还应特别注意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对规模过大或过小的抽样单位，重复抽选或抽选后合并是比较简便的方式; 此外，在以“登记户籍人口”作为目标总体的调查中，受“跨界流出人口”的影响，特定地区目标总体与抽样总体的关系将表现为“一对多”的形式，数据处理时必须进行“事后加权”。为保证“事后加权”有效性，需要考虑不同省( 区、市) 人口流动的特点，特别是样本中“省际”和“省内”流动人口的规模。“2013 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处理的过程表明，不同省( 区、市) “事后加权”的分组变量及分组数量并不完全相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从“留守儿童”到“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学业终止及影响研究

吕利丹

2014, 38(1):  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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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表明: 农村留守儿童进入高中学龄阶段后，教育机会急剧下降。受父母外出流动影响，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终止学业后很快就外出打工，身份过早地从“农村留守儿童”转换为“新生代农民工”，很有可能对其未来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为了对高中学龄农村留守儿童终止学业的影响做深入研究，文章利用“2011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通过构造以平均月收入对数为因变量的6 个线性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守经历、外出年龄等自变量与当前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回归结果证明: 留守经历、外出时间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都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得到的留守经历与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可以对该年龄段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机会急剧下
降现象做出新的解释。

三代直系家庭最新变动分析——以2010 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

王跃生

2014, 38(1):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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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三代直系家庭构成既有总体稳定的一面，也表现出城乡变动趋向具有差异的另一面。城乡三代直系家庭变动具有差异的原因在于，城市独生子女长大之后，特别是结婚、生育后，并没有改变对小家庭居住方式的偏好; 而农村家庭独子增多，长大后外出非农就业成为主流，结婚、生育后与父母同居共爨“获益”较多，且矛盾冲突少于多子家庭，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因此提高。2010 年城乡三代直系家庭户主构成均以中年和低龄老年人为主，此类家庭的养老功能有所削弱，2010年一半及以上的三代直系家庭没有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婴幼儿在其中生活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向，中年和低龄老年人于这一家庭内帮助子代“抚幼”，提升了其助子育幼的功能。

家庭幸福发展指数构建研究

陶涛，杨凡，张浣珺，赵梦晗

2014, 38(1):  6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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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开展的“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调查数据对影响家庭幸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健康、文明和社会四大维度对家庭幸福有着重要影响: 经济方面，收入既患寡也患不均，有房无房差别大; 健康方面，身体是幸福的本钱，身心健康是幸福家庭的“基石”; 文明方面，良好的教育、和谐的家庭内部关系和工作与闲暇的平衡是家庭幸福的重要前提; 社会方面，社会保障与政府救助是幸福路上的“安全网”，良好的外部关系是家庭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与以往个体、区域层次幸福指数的构建不同，文章以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为单位，从幸福提升潜力而非幸福状态判断的视角，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基于以往文献和调查数据验证，从经济、健康、文明和社会四大维度35 个分指标建立家庭幸福发展指数。

人口发展变化对区域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区域的数据

石贝贝，王金营

2014, 38(1):  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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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00 -2010 年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Panel Data 模型对中国省级区域消费函数进行探究，研究综合的人口因素对区域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不同人口因素中，城镇化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外来人口流入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对区域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也就是说人口因素作用在区域消费水平上的影响是显著的。除此之外，人口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区域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这种区域差异的状态是由区域间的人口效应的差异造成的。研究表明我国区域人口城镇化滞后发展阻碍区域消费内需扩大; 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减缓区域消费模式优化; 人口流动集聚效、应带动区域消费水平提高，应当充分利用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发挥区域消费优势。

居住证积分制:户籍改革的又一个“补丁”？——上海居住证积分制的特征、问题及对策研究

谢宝富

2014, 38(1):  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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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证积分制具有变条件管理为积分管理、积分标准多元化且动态可控、公共服务梯级化、突出能力和贡献导向、重视本地利益、促人向上等特点，但也存在忽视低收入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以效率手段解决公平问题、关键性服务可能虚化、难防造假寻租等不足。完善该制度，需改居住证为居住卡，使其成为流动人口消费“一卡通”，降低申办条件，扩大公共服务范围，但在公租房、子女教育等关键服务上应设立合理门槛; 拿出适当指标，分给积分未达标但合法居住及就业的流动人口，让其享受与积分达标者相同待遇;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妥善解决低收入流动人口属地化服务问题。由于户籍所含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完善该制度还需国家宏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相配套。

中国老年人的被动吸烟状况与其健康风险——基于个人生命历程的视角

王伟进，曾毅，陆杰华

2014, 38(1):  9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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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被动吸烟不但普遍，而且持续期长，乃至贯穿其生命周期的各阶段。文章基于个人生命历程的视角，根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CLHLS)2011-2012 年数据的多元统计分析发现，来自家里、社会场合、儿童以及年轻/中年时的被动吸烟都显著增大老年人精神压抑的风险，来自现在家里的被动吸烟有损于老年人的自评健康等级。同时，儿童时、年轻/中年时与社会场合的被动吸烟大大增加老年人日常活动受限的风险，年轻/中年时和社会场合的被动吸烟还提高老年人患慢性病的发生比。社会场合被动吸烟与非吸烟者认知功能正相关则可能是认知功能对社会场合活动选择性的体现。上述影响集中表现在被动吸烟有无的“门槛”效应上，而“剂量-反应”效应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