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杨菊华，张娇娇

2016, 40(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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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融入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话题,而流动前后获得的各类人力资本是移民融入的决定要素之一。文章实证研究了国内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大都提升收入水平,促进社区参与,增强对流入地文化理念的接纳和长期居留意愿。但是,人力资本与不同融入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非整齐划一,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对文化的影响最小;在多个人力资本变量中,岗位就业年数对融入的影响最为一致,其作用不亚于正规教育。这些都表明,人力资本与融入之间存在一种有差别的关系,因融入的维度和测量指标而异。但是,不是提高了收入,流动人口就能全面融入;提升流动人口流入前的人力资本,强化流动后的工作经验积累,对于流动人口的全面融入至关重要。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陆万军张彬斌）

陆万军，张彬斌

2016, 40(4):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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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一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全面两孩政策下的目标人群及新增出生人口估计（翟振武李龙陈佳鞠）

翟振武，李龙，陈佳鞠

2016, 40(4): 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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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有多少?短期内会新增多少出生人口?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基于2014年全国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等人口统计数据,使用分人群分要素回推预测方法,测算从2016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生育将会形成的目标人群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增出生人口。分析显示: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约为9101.0万人,其中40岁及以上的占49.6%;在中方案下,2017~2021年将会累计新增出生人口1719.5万人,年度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在160~470万人。虽然全面两孩政策目标人群规模十分庞大,但其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却相对有限,中国能够平稳有序地度过全面两孩政策累积生育势能的释放期。

全面两孩政策对我国人口总量结构的影响分析

李桂芝，崔红艳，严伏林，权少伟

2016, 40(4): 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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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1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按层次递进的方式,分析当前我国育龄夫妇类型和生育状况,得出单独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和全面两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及年龄构成,利用分类型分年龄的生育意愿数据,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对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对近几年我国出生人口以及未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等人口结构的影响。文章认为,单独两孩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增加影响有限,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较多的几年,大约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人口较少的年份,之后,预计出生人口将会逐步减少并趋于稳定;总人口峰值出现年份略有后推,峰值数量稍有增加;该政策对今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全面两孩政策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桂世勋）

桂世勋

2016, 40(4): 6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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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在多方案预测21世纪我国人口变动趋势的基础上,发现2016年起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从宏观上减缓老年抚养比的影响要大于减缓老年人口系数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100年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显现。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虽然会使我国在2030左右提前关闭"人口红利"的机会视窗,但它能减缓21世纪下半叶的总抚养比,从长期看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从微观上对增强我国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更大,有利于提高"四二二"家庭结构比例,增强2040年后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高龄时的家庭养老功能,规避与生育政策有关的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和伤残给家庭养老带来的风险。

老年人照料负担比：一个基于宏观视角的指数构建及对中国的分析

吴帆

2016, 40(4): 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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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构建"老年人照料负担比"指数,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老年人照料资源供求关系及其变化的趋势,并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老年人照料负担的特点。研究发现,中国目前的老年人照料负担仍处于较轻阶段,但分省来看,在照料负担的水平、城乡差异及差异格局上都呈现出显著的不同。从未来的变化趋势看,中国的老年人照料负担将持续提高,在2030年代进入重负阶段,2040年代进入超重负阶段,2080年可能成为全世界老年人照料负担最重的国家。在老年人照料人力资源供求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除了传统的非正式照料支持系统,还须建立正式的社会照料支持系统。因此,无论是社会民众还是政府都需有长远的目光,社会发展也需要更为适应老龄社会的长远制度安排。

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健康的影响

宋月萍，宋正亮

2016, 40(4): 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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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老龄化和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加速时效时间模型,系统分析了包含子女数量、性别结构、生育时间和生育期长等在内的生育行为对女性进入老年时期的健康的影响,并进一步在个体层面上测算了老年女性的健康生存时间。实证结果发现,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的健康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健康角度来看,生男生女都一样;而多子不但不会多福,还会降低老年女性的健康福利;同时,初育年龄太大或太小都将不利于女性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而生育期延长会显著提升女性老年时期的健康水平。文章还探讨了生育行为对老年女性健康的影响机制,认为在目前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应关注生育行为改变对女性健康的潜在影响。

社会养老保险会改变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吗？

焦娜

2016, 40(4): 8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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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保和家庭养老是当前我国农村的两种主要养老模式。文章使用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基线调查(CHARLS)2011/2013年的纵列数据,借鉴断点差分方法的思想,验证评估了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结果发现,新农保挤出了农村子女对父母提供的时间和服务支持,同时挤入了参保老人对孙子(女)的隔代抚育,对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研究显示新农保扩大了父母和子女的居住距离,但统计上并不显著。随着社会养老保障向纵深推广,老年人对社会正式照料的需求日益增加,长期护理服务和保险产业在我国农村地区存在广阔的发展空间。新农保不仅提高了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独立性,且通过隔代抚育的挤入作用维持了家庭养老的存续性,在当前的养老体系中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区域人口城镇化多维特征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

任正委，米红

2016, 40(4): 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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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城镇化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居民电力消费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以往的研究仅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忽略了人口城镇化的异质性模式的影响，且对低层次空间单元的关注不够。文章集成浙江省 2000 年和 2010 年分县数据，将区域人口城镇化特征分解为水平、形态、结构和阶段，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其对居民电力消费的驱动影响。结果发现:区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形态紧凑化、结构本地化、发展阶段高端化、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小、劳动参与率降低对居民电力消费有着显著的驱动影响，而户均房间数减少则有抑制作用。未来新型城镇化应规范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统计标准，提倡紧凑型人口城镇化形态，协调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加强电力配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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