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於嘉,赵晓航,谢宇

2020, 44(5):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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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近年来经历了迅速的变迁，尤其体现在婚姻的形成与解体上。利用人口普查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婚姻行为的变化趋势，并阐明不同测量指标的适用性与局限性。此外，将中国居民的婚姻行为与美国、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初婚年龄与不婚率都有所增加，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人们仍较早、较普遍进入婚姻。通过分析成因及与国际比较，认为中国居民将持续推迟初婚年龄，不婚也将更为普遍。中国粗离婚率在近年来不断攀升，但队列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的离婚风险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很低。在传统养育观念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居民在短期内仍将维持较高的婚姻稳定性。

晚婚还是不婚：婚姻传统与个人选择

陈卫民,李晓晴

2020, 44(5):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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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但终身未婚率目前仍然很低，具有晚婚普婚的特点，与欧洲婚姻模式中终身未婚率高的特点明显不同。中国社会重视家庭中的代际义务关系，相关社会政策尽力维护婚姻收益的专属性和排他性，这些都强化了婚姻价值，有利于维系普婚模式。但现代社会中，社会流动加剧，人们的价值观更加多元，特别是消费主义思想对年轻人影响很大，对传统婚姻、家庭、生育观念造成较大冲击，影响到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导致人们做出不婚选择的风险加大。随着经济进入减速转型时期，个人在婚姻市场找到合意配偶的难度加大，更有可能选择不婚。分析预测中国婚姻模式的变化趋势，必须理解个人婚姻决策的过程，特别是普婚模式和不婚模式下决策的差异。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国际人口迁移：三论人口迁移转变

段成荣,谢东虹,王涵,吕利丹

2020, 44(5): 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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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口迁移格局发生骤变，亟须专门研究。通过回顾国际人口迁移转变的历程，发现国际移民的流量、流向和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移民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同时，中国的国际人口迁移尽管历经数次起伏，但迁移规模在不断扩大，预计随着改革开放、“一带一路”等战略的不断深入，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规模会持续增加。中国将从一个没有国际移民、不了解国际移民、不熟悉国际移民事务的状态，向一个有大规模国际移民、需要了解国际移民、熟悉国际移民事务的状态转变。为适应向大规模国际移民时代的转变，中国应该重视国际移民信息采集的系统性工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重大经贸、外交等战略安排开展国际移民视角评估，有针对性地建立移民预案。

人口流动视角下的中国新冠疫情扩散时空动态——传统数据和大数据的对比研究

刘涛,靳永爱

2020, 44(5): 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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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层面的每日疫情数据，利用空间可视化和统计分析模型，从人口流动视角考察中国新冠疫情扩散的时空动态规律，探究不同类型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带来的城际传播和家庭为主的本地传播构成了中国疫情扩散的两阶段模式，塑造了疫情的时空格局。人口流动对疫情传播的影响具有结构性差异和动态性特征，商务、旅游等短期人口流动是疫情暴发初期的主要传播途径，长期人口流动带来的春节返乡流则推动了疫情进入高峰期。医疗资源并未对疫情防控产生系统性约束，人口老龄化的提高也未导致城市感染人数增加。传统数据和大数据对疫情传播的解释和预测具有同等效力，二者优势的结合是深化定量社会研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中国老年人消费结构及消费升级的影响因素

杨凡,潘越,黄映娇

2020, 44(5): 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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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老年人在消费群体中的比重快速增加，成为日益重要的消费人群。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以科特勒消费行为模型为分析框架，运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老年人消费结构的类型进行划分和描述，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因素进行研究，并考虑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结果表明，老年人的消费类型趋向多样化，并没有表现出阻碍消费升级的情况；老年人要实现从基本型向发展型消费结构的升级，受到需求要素的驱动和资源要素的影响，还需要社会网络、技术等信息渠道要素的支持；影响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因素存在城乡、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异质性，促进老年人消费升级需要分类精准施策。

新时期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效果评估

童玉芬,宫倩楠

2020, 44(5): 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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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标志，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并通过功能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成为新时期北京市人口调控的新思路。基于三重差分法对2015年以来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效果进行定量评估，研究发现：2015年以来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与常住人口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新时期人口调控政策对常住人口规模下降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与不实行新调控政策下当前可能的人口规模相比，下降了11.6%；新时期人口调控政策在2015~2018年期间的影响效果呈现上升趋势。进一步分析认为，目前在已经基本实现2020年人口规划目标的前提下，以规模控制为导向的人口调控政策需适当调整，应当将空间优化和素质提升作为重要内容，在综合优化目标框架下进行人口的优化调节。

公共服务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人口结构和人口聚集的研究

李庄园

2020, 44(5): 9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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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当工业化和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公共服务的供给更是熨平贫富收入差距和非均衡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如何在经济持续增长与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提升之间实现平衡？公共服务能否促进经济发展？其作用途径又是如何呢？采用中国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计量分析的方法，调整人口变量影响，引入公共服务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并构建其作用途径模型，探讨公共服务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得出在人口增长放缓、结构转变老化和城市人口集聚进程中，公共服务提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发展重要源泉的结论。

初育年龄推迟对女性收入的影响

王俊

2020, 44(5): 10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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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迟初育年龄的行为是否为女性带来经济收益？已有研究未能就此达成充分共识。家庭制度环境是理解生育时间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影响的关键因素，不同的制度环境形塑了生育行为发生前后女性的人力资本投入情况及其对职业生涯发展和长期经济收入的影响。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9期追踪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在中国特殊的家庭环境下，初育年龄推迟对女性劳动力市场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定年龄范围内晚育有利于女性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户籍、受教育水平更高、初育行为发生在近期的女性能够收获更多的经济利好。这些结论从经济理性的视角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的人口学现象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解释路径。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调查与思考

吕世辰

2020, 44(5): 12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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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贫困主要发生在农村，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贫困。构建农民新生人口保障体系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运用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等方法指出了构建农民新生人口保障体系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意义。进行了必要的相关学术回顾，指出农村贫困发生的原因是城乡差别，并提出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一系列有效措施：形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构建农民新生人口保障体系的共识；推动建立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农民二孩生育的体制机制；补齐短板，使农民新生人口与全国新生人口处于同一起跑线；逆势而为，实现底线公平；保障农民家庭按政策生得出、生得好、育得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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