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0年 第4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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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研究

三代直系家庭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

李婷, 刘涛, 刘嘉杰, 成天异

2020, 44(6):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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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空间分析探索中国三代直系家庭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三代直系家庭比例在中国地级行政单元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化，总体呈现出北方较低，南方较高的模式。进一步的可变系数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显示，社会经济、人口和文化等因素均会影响三代直系家庭的分布，但是它们的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因素会因地区文化和城镇化模式的差异而呈现出对三代直系家庭比例截然相反的促进或是抑制作用。同时，房价因素也会受地区对房价敏感程度的影响产生分化效果。这些结果说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模式和文化传统这三者会形成一种相互作用又协同进化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塑造了中国家庭结构的独特性。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模式

都阳, 王美艳

2020, 44(6):  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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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诸要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对消费需求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利用2010和2016年两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从生命周期角度考察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并对老年家庭进行着重考察。研究表明，年龄不仅影响家庭人均消费数量，而且影响家庭消费结构。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年龄越大，家庭人均消费数量越少，与工作相关消费占家庭总消费比重越低，医疗消费比重越高。2010和2016年，老年家庭人均消费数量较年轻家庭分别低8.8%和22.5%；老年家庭的与工作相关消费占家庭总消费比重较年轻家庭分别低12.6和13.2个百分点；医疗消费比重则分别高7.4和10.0个百分点。

老龄问题研究

家庭结构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年龄差异影响

王萍, 潘霜, 王静, 李逸明

2020, 44(6):  3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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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专项追踪数据考察家庭结构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死亡风险影响的年龄差异。结果显示，“一直为直系家庭”显著降低了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直系家庭变动为单人家庭或夫妇核心家庭”对低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在控制老年人代际支持和健康后由显著降低转为显著提升，同时显著提升了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单人家庭或夫妇核心家庭变动为直系家庭”仅显著降低了高龄老人的死亡风险。结果揭示了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家庭结构更迭共存时期，基于生命的尊重和关怀以迎合老年人多维养老需求的家庭结构变动有利于拓展其健康寿命，关注家庭结构变动下低龄老人群体的养老支持和健康发展对塑造未来高龄老人群体健康态势未雨绸缪，促进中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社会。

居家养老服务对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永梅, 李雅楠, 肖颖

2020, 44(6):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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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评估居家养老服务对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构建了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数，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对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进行了分析，并考察了3期数据的发展趋势。得出结论，(1)使用居家养老服务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总效应为0.315个标准分，且农村约是城市的5.5倍；(2)9种居家养老服务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总效应呈增高趋势，但在农村干预效应一路攀升的同时城市却出现了持续下降；(3)初步探索出一条科学评估中国居家养老服务干预效应的路径。对此建议，按照城乡有别的思路推进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入研究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规律性，对比并以此为抓手完善其发展路径和评估体系，同时从促进服务使用公平性入手提高其干预效应。

人口与经济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随淑敏, 何增华

2020, 44(6):  6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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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相对价格决定企业最优生产结构，人口老龄化引致有效劳动供给的减少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将地级市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低水平的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但长远来看，当人口老龄化超过一定的拐点值时，将抑制企业创新；第二，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人口老龄化对非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创新都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的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性影响；第四，人口流动抑制了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优化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培养质量型人口红利、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等建议。

生育研究

中国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趋势与特征

蔚志新, 于典, 刘鸿雁

2020, 44(6):  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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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1997～2017年4次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选择每次调查前5年有怀孕史的已婚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重点对21世纪以来中国人工流产的发生趋势进行分析。同时，与生育子女数量和性别、避孕措施使用等有关信息相关联，剖析不同时段人工流产的生育特征。结果显示，已婚育龄妇女人工流产发生风险逐步下降，但生育子女数越少人工流产风险越高，且近期生育2孩女性人工流产风险明显上升。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未生育者婚前人工流产比例持续升高，青少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仍然严峻；曾生1孩和2孩者产后人工流产有所上升，表明生育后未满足的避孕需求亟待重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逐渐减少，但仍持续存在，需要加强性别平等的宣传倡导。

中国的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其对婚育轨迹的影响

张露尹

2020, 44(6):  9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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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借助生存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初婚前同居模式及其对个体婚姻和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初婚前同居较快转变为初婚，但仍起到婚姻推迟作用，且对男性影响更大。在利用倾向值匹配控制选择性后，初婚前同居依旧推迟男性初婚，但对女性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初婚前同居的婚姻进度效应发生了大小和方向上的变化，体现了初婚前同居影响的异质性。虽然婚姻和生育依旧联系密切，但有过初婚前同居经历的女性初婚初育间隔更大，并且不会因为晚婚而加快生育进度。这些结论反映了中国婚姻家庭领域现代性和传统性并存的特点，能为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中国婚姻家庭领域公共政策的完善提供参考信息。

综述

中国人口与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宋书杰, 陆旸

2020, 44(6):  1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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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从现有中国人口学相关研究中不难发现，人口学的观点和趋势判断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该领域最初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此后，学者们逐渐发现人口结构而非人口总量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其中人口红利又与人口转型、生育率变化，甚至独生子女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随着经济学家开始将人口问题引入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近些年还出现了人口与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的交叉研究成果。为此，将人口与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按不同认识阶段进行归纳和述评，并给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