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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第36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12-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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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常规时期生育率失真问题及调整方法的新进展

郭志刚

2012, 36(5):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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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gaarts和Feeney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争议、讨论和各种新的尝试。文章梳理了这一研究上的理论争论,简要介绍在此方法方面的重要进展。十年来,去进度效应方法的应用已经从总和生育率扩展到平均预期寿命以及时期婚姻指标。文章还简要介绍了Yamaguchi和Beppu在改进去进度效应生育指标时的重要发现及其研究思路的创新。特别介绍了Bongaarts和Sobotka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新提出了TFRp*指标,用以分析欧洲国家近年生育率的回升,发现TFR回升的主要原因是时期效应的减少和消失,而时期生育的数量水平其实相当平稳。在此就时期调整指标方面研究的进展做些评论,并讨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新解释:家庭结构变迁的视角

沈可，章元，鄢萍

2012, 36(5):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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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2年中国东部9省的家庭调查数据,文章分别考察了家庭结构对女性与男性劳动参与率及工作时间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明显改善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但没有显著改善男性的劳动参与。其背后的机制在于:多代同堂家庭中老年父母尽力协助女儿料理家务,有助于她们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由此可见,近20年来多代同堂家庭比例的下降对女性的劳动参与构成了一股抑制力量,这为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于男性劳动参与率更快速下降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并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政策提供了实证基础。

人口承载力研究的演进、问题与展望

童玉芬

2012, 36(5):  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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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承载力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人口承载力的争论、质疑甚至否定。文章分析了人口承载力演变的过程和存在的困境及原因,认为目前的困难主要表现在:由于人口承载力研究理论假设的局限,从而导致了人口承载力的定量模型难以得到实证检验;人口承载力影响因素的动态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导致承载力结果难以精确测定;受到研究范式的局限,由概念的不精确和歧义导致了可操作性差。最后指出,人口承载力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为人口承载力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困难而作为放弃人口承载力研究的借口;人口承载力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摆脱生物承载力的研究模式,从一种固定不变的环境和不变的生活模式等解脱出来,从动态的变化的角度来研究人口承载力。

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分析

和红，智欣

2012, 36(5):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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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为构建社会支持的健康促进模式提供基础信息。利用"青年流动人口健康意识调查"所获得数据进行分析,最终获得符合条件的新生代流动人口2271人,以及与新生代流动人口同龄本地人口997人。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总分平均分为(33.81±5.09)分。在3个维度中,客观支持平均分为(5.71±1.50)分;主观支持平均分为(21.28±3.88)分;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平均分为(6.82±1.80)分。其中,新生代流动人口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分数及社会支持利用度上都显著低于当地同龄人口。婚姻状况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有关,表现为在婚者获得的社会支持明显高于不在婚者。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在获得社会支持状况上在婚者较不在婚者具有一定的优势。

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任远，陶力

2012, 36(5):  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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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社会融合。与目前的研究更多关注户籍制度改革和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各种城乡制度改革不同,文章提出重视社会机制的作用,推动流动人口与所在城市社区、组织和居民产生更为密切的联系,使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积累起本地化的社会资本,这是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研究从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来定义和衡量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分析影响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社会资本的主要因素,通过模型分析说明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所具有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方式促进流动人口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培养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包容,以及促进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发展更加积极、更加正面的社会交往,从而对培养二者之间的社会信任提出建议。

人口流迁对北京市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

高颖，吴昊

2012, 36(5):  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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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婚姻登记业务数据,计算和分析了近8年来北京市初婚人群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05岁,且在时序上基本保持稳定;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6.21岁,但在时序上具有明显的递增趋势。区分人口流迁类型的分析显示,迁移人口(京户非京籍)的初婚年龄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对总体的平均初婚年龄起到拉升作用;男性流动人口(非京户)的初婚年龄接近迁移人口,也推高了总体的平均初婚年龄,而女性流动人口的作用则相反。此外,由于跨户籍通婚比例的性别差异,女性本地人口(京户京籍)受到一定的婚姻挤压,同时受择偶梯度和男性"年龄向下婚"习惯的影响,从长期看北京本地女性的初婚年龄很可能会进一步推迟。

社会排斥与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三重弱势

杨菊华

2012, 36(5):  6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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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二、三十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青年乡-城流动人口可能因户籍性质、户籍地点、年轻(故而缺乏工作经历和经验)而成为中国目前最脆弱的群体之一。文章以社会排斥理论为分析框架,使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探讨青年乡-城流动人口经济融入的模式、特点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与其他相关人群相比,该群体的绝对经济社会地位和相对融入水平都是最低的,处于三重弱势地位。该现象说明,社会发展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后果可能被制度及结构性因素所抵消;同时,文章的发现也挑战了"市场经济在纵向上,一定会促进权利和法律平等"的观点,暗示社会融入的进程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并呼唤打造一个更为包容、不同人群平等相处的和谐社会。

失业者工作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吴蕾

2012, 36(5):  8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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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者的工作意愿描述了失业者打算再就业的愿望。在综述国外对失业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失业者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体系,并通过对北京36个社区再就业者失业期间情况的回顾性研究,使该体系得到初步验证。定性访谈资料描述了失业者的工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发现失业者的工作意愿由正、负两个方向的工作意愿组成,它们最终合力形成工作意愿。影响正向工作意愿的因素包括财务因素、个体特征因素、工作价值和规范因素以及社会生活因素。影响负向工作意愿的因素包括个人资本因素、健康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劳动力市场因素。根据这些发现和结论,发展出关于失业者工作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意义。

人口老龄化是否加剧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1996～2009)的实证研究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

2012, 36(5):  9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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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群体内部的收入程度通常存在差异,因而人口年龄结构变迁会影响整个经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文章建立了一个(统计性)分析框架,刻画出老龄化导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条件,并从经济理论和经验证据上说明该条件在中国成立,从而提出假说:中国的老龄化加剧了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运用1996～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基尼系数衡量收入不平等,从经验上证实老龄化(老年抚养比上升和少儿抚养比下降)对我国收入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表明,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时,应注意老龄化这一长期被研究者们忽视的因素,因为它蕴含着与其他因素大不相同的政策含义。

我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的形势及路径选择

刘晓梅

2012, 36(5):  10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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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主要表现为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大、增长快、高龄老人比例高。与世界其他老龄化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经济基础明显较弱,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面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的趋势,我国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面临冲击,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社会化养老模式尚未形成,社会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家庭养老为主向社会养老为主转变,是养老模式演变的基本趋势。因此,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冲击,需要加快我国养老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进程,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加快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使"银发产业"成为我国未来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