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13年 第37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13-03-29
    论文
    “六普”报告的婴儿死亡率误差和实际水平的估计
    黄荣清,曾宪新
    2013, 37(2):  3-16. 
    摘要 ( )   PDF (1364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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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死亡率在人口死亡研究中有着特殊的位置。婴儿死亡是死亡力随年龄变化过程的起点,而且对以后的死亡力变化有很大的影响。过去几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婴儿死亡漏报,导致婴儿死亡率与实际有较大出入。文章从174个国家数据所反映出的婴儿死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人口普查数据与卫生部检测地区婴儿死亡的对比、各省婴儿死亡数据的对比几个方面的分析表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婴儿死亡存在明显的"漏报"。从死亡报告误差发生可能性相对较小的幼儿死亡着手,在对各省的幼儿死亡率进行的修正基础上,根据婴儿死亡与幼儿死亡之间的稳定关系对各省的婴儿死亡数据进行修正,进而得出修正后的全国婴儿死亡率为17.27‰,普查的婴儿死亡漏报水平为78%。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
    2013, 37(2):  17-24. 
    摘要 ( )   PDF (441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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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数据资料,文章对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展现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流动性减弱、家庭化进程已完成第二阶段并开始向第三阶段过渡、流向仍呈现向沿海地区集中但已展现出分散趋势、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等一系列明显特征;流动人口面临的失业增加、社会保障缺失、子女教育、社会融入等问题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问题。流动人口将扎根城市并大量存在,相关法规、政策和制度制定应该以此为基础,关注新生代和流动人口子女、重视提高流动人口家庭福利、加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秦佳,李建民
    2013, 37(2):  25-40. 
    摘要 ( )   PDF (2291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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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格局。文章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正自相关性是造成中国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会改变其他因素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利用控制了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地区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第二、三产业就业水平和产值水平,以及人均GDP的差距是造成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且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在东部的作用。与一些研究文献的结论不同,本文在控制主要因素后发现,财政支出水平、出口规模、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发展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高校扩招与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转变——以河北省为例
    梁秋生,田冀,籍海静
    2013, 37(2):  41-53. 
    摘要 ( )   PDF (1746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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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查数据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河北省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正由"少生、早育"型向"少生、晚育"型的现代生育模式转变。定性和定量分析均表明,1999年以来我国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是推动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发生显著变化的重要动因之一,在生育模式的变化幅度中,34.70%可用高校扩招的因素来加以解释。受高校扩招的影响作用,河北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在2000~2010年间提高了0.3岁,年出生人口规模减少了6万人以上,TFR水平下降了0.10点。在未来10年间,高校扩招对生育模式的影响作用会更加显著。不仅如此,高校扩招的人口学效应是多方面的,对人口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具有深远的影响作用。
    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
    杨凡,赵梦晗
    2013, 37(2):  54-65. 
    摘要 ( )   PDF (1018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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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育水平不仅是衡量人口发展状况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性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对官方公布的出生或生育数据质量的质疑不断,加之不同学者所估计的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1990年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中国真实生育水平成了一个谜。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文章通过对2000年、2010年普查数据、最新的教育统计数据以及最新的户籍登记数据的评估和比对,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人口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综合多种数据、多种方法的研究结果,结论是200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至少达到了1.6左右的水平。
    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新特点——基于“五普”和“六普”数据的比较
    石人炳
    2013, 37(2):  66-72. 
    摘要 ( )   PDF (750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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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五普"和"六普"数据对比分析发现,2010年与2000年相比,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变化呈现"五升高"、"四缩小"和"一增多"的特点:全国出生性别比继续升高、一孩出生性别比升高、城市出生性别比升高、少数民族出生性别比升高、各类受教育程度女性生育孩子性别比全面升高;出生性别比的地区间差距缩小、城乡间差距缩小、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差距缩小、孩次之间差距缩小;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和极端严重偏高的省市区增多。上述特点表明,过去10年,我国高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四个方面的"扩散"迹象:从汉族向少数民族扩散、从乡村向城市扩散、从高孩次向低孩次扩散、从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向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扩散。鉴于此,建议我国降低出生性别比的工作应该"控高"与"防扩"并重。
    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理论框架构建研究
    姚远,陈昫
    2013, 37(2):  73-82. 
    摘要 ( )   PDF (555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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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群体更替已逐渐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种常态化现象。但在已有研究中,重点依然是老年人数量和人口结构。因此,关注老年群体更替并建立一个相应的群体分析视角是必要的。文章提出了包括概念、理论、命题、指标和运用等部分的群体分析视角理论框架。框架中的老年群体是指出生同批和经历同期的人口学群体;老年群体差异是由环境、社会建构及其累积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生命历程理论、动态老龄化理论和混沌理论等;其差异性,既表现在背景、能动性和需求方面,又表现在影响和政策构建方面;并可通过背景、能力(行为和观念)、需求等指标进行衡量;重视群体更替、关注其能动性、辩证分析影响、增加政策的群体更替视角等均是运用中的重要问题。
    梯度城市化:不同社区类型下的流动人口居住模式和住房状况
    侯慧丽,李春华
    2013, 37(2):  83-92. 
    摘要 ( )   PDF (617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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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居委会社区和村委会社区两种不同的社区结构出发,分析流动人口的居住选择和住房状况。研究发现具有工作不稳定、自雇者、家庭户流动特征的流动人口更可能选择居住在村委会社区。不同的居住社区中,影响流动人口居住条件的因素也不同,对居委会社区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影响较明显的因素是收入,而对在村委会社区居住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影响明显的因素是流动方式和住房用途。流动人口对不同居住社区的选择及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对城市化进程具有一定涵义:流动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一蹴而就的过程,这两种不同社区的住房供应模式有助于稳定性不同的、就业特征不同的流动人口从进入城市开始逐步内化到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完成城市化的过程。
    生命历程视角下童年期迁移经历与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研究
    刘玉兰
    2013, 37(2):  93-101. 
    摘要 ( )   PDF (645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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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命历程的视角出发,利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农民工工厂权益保护的调查数据,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期迁移经历对其成年早期生活机会的影响。数据表明,童年期有迁移经历的与没有迁移经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成年早期生命历程中的重大生活事件均有显著的差异,迁移类型、迁移时机和迁移持续期对新生代农民工成年早期生命历程有持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来生命历程事件的发生模式以及个人收入的决定因素之中。整体看来,儿童随父母一起迁移对其成年早期的生活机会有积极的影响,其中随父母一起长期迁移比长期的父母单独迁移对儿童未来的发展更好,这主要与农村社会结构和农民工家庭社会支持模式的变化有关。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吗——80后一代视角的研究
    王伟,景红桥,张鹏
    2013, 37(2):  102-112. 
    摘要 ( )   PDF (1006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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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我国居民幸福感的问题,使用兄弟姐妹数量代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在CGSS2008数据的基础上从80后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1)80后居民的幸福感随兄弟姐妹数量增加而显著降低;(2)在兄、弟、姐、妹中,哥哥数量是幸福感降低的最重要因素;(3)对于46~55岁的中老年人来说,孩子数量减少并没有降低其幸福感。在我国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相对稀缺的现实下,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我国居民的幸福感。因此,未来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应当着眼于提高人口质量、促进性别比例平衡,这样不仅能有效应对老龄化及劳动力供给减少问题,更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