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王钦池

2011, 35(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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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人口和碳排放的关系具有动态性,碳排放量对人口要素的弹性系数是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家庭规模、城市化、性别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非线性函数。本文发现,基于人口和碳排放非线性关系假设构建的碳排放模型对历史数据的拟合能力明显优于传统模型,能够较好地揭示不同人口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人口动态对于碳排放的影响。从各国人口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制定相应的减排策略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人口分布合理性研究——基于发展方式角度

刘洁，王宇成，苏杨

2011, 35(1):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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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功能区划的人口政策目标是实现人口的合理分布及有序流动。在阐释这个目标的基础上,文章认为经济—人口分布协调是最重要的"理",通过构建区域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协调度度量模型验证了这是在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存在的"理",而我国经济与人口的分布处于较不合理状态。以缪尔达尔循环因果积累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较不合理的制度成因是我国不顾"以人为本"的"抄近路"发展方式,其造成经济系统收益和人口系统福利相互转化的渠道效率低下,并且在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之间存在制度障碍。据此,对应提出了在财税体制、政绩评价体系和人口相关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制度调整对策。

特大城市如何调控人口规模?

刘锋，黄润龙，丁金宏，段成荣

2011, 35(1): 2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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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 我国的大城市发展迅速, 特大城市¹ 从1997年的34个增长到2007年的63个。近年来, 某些特大城市显现出来的一系列交通拥堵、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住房紧张、公共服务失衡等城市问题, 引发了各方热议。“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如何调控? 如何管理”, 越来越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以往在优先发展大城市还是优先发展小城镇方面一直存在着分歧, 对城市人口容量、人口调控的认识差异颇大, 既有对特大城市高唱赞歌的, 也有大力主张发展小城镇的。
两个多世纪以来工业化的经验表明, 经济和人口的聚集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在城市化不可逆转、大城市必然增多的发展阶段, 特大城市如何应对人口规模调控? 如何进行有效治理? 这是我们当前急需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也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纵观世界, 既有诸如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东京等成功的经验, 也有拉美、南亚等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的失败教训。我们该何去何从?
本论坛特邀请南京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黄润龙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段成荣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人口研究所丁金宏教授发表各自的看法, 就“特大城市如何调控人口规模”进行研讨。我们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参与该话题的讨论, 以辨明方向, 更渴求能找到针对现实问题的破解之道。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

王萍，李树茁

2011, 35(1):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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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增长模型,结合农村实际状况,考察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代际间双向的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获得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具有替代作用;结果反映了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揭示了"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而老年人为子女的"牺牲精神"现实生活中不可被轻视,揭示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为"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

左冬梅，吴正

2011, 35(1): 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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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借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在巢湖农村进行的历时9年的四期纵贯调查数据,构建起代际交换变动的多层曲线增长模型,对老年人在60岁及以后的整个生命阶段中,个体年龄、出生队列和家庭生命阶段三方面因素对家庭代际交换的效应进行了分解,并描绘了代际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代际交换的发展动力源自于社会、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其动态轨迹既是个体发展过程和历史过程,也是家庭策略,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时间、历史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同步。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

董延芳，刘传江，胡铭

2011, 35(1): 6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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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隐性户籍墙"是其深层次原因。文章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9年的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隐性户籍墙"这一韧性社会屏蔽制度给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中出现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流动打算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当前形势下,推进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城镇发展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结合可行而且必要,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条件、问题及对策

王金营，顾瑶

2011, 35(1):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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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人口的均衡发展是一个关键。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我国人口生育率下降,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协调发展。但是,从1990年代我国进入低生育率开始已有20来年,长期的低生育率的人口非均衡发展下将产生了更为复杂的人口现象,引发了人口规模与结构、劳动供给与需求、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等之间的失衡和矛盾,成为制约未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口难题",破解这些人口难题是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应有之意。

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

茆长宝，陈勇

2011, 35(1): 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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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量与质两个方面对人口内部均衡发展概念进行界定——在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内部影响因素在发展数量、质量等方面逐步实现均等或协调,而这种均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且不断的由低级均衡向高级均衡发展演替。在此基础上从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人口内部均衡发展梯度、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四个视角构建人口内部均衡发展评价模型,并对西部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论:(1)2000~2007年间,西部人口发展、人口内部均衡度及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呈增长态势,其增速高于同期全国水平,且西部各省间发展差距较大;(2)西部地区人口发展水平较低,位于0.48~0.59之间,属由启蒙后期进入过渡前期阶段;(3)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度低,位于0.35~0.42之间,属由轻度失调进入濒临失调阶段;(4)西部人口内部均衡可持续发展度较低,位于0.455~0.544之间,属过渡阶段。

选择与限制:生育过程中的终止妊娠措施——基于规范和实践层面的价值权衡

湛中乐

2011, 35(1): 9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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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妊娠问题在规范层面一是作为对于违反计划生育规定生育子女的行为所采取的纠正措施之一而存在的;二是对基于非医学需要性别鉴定/选择的终止妊娠的禁止,但存在当事人终止妊娠的动机难以确定、控制性别比例的初衷难以实现、对符合生育条件的妇女与不符合生育条件的妇女区别对待、缺乏设定行政许可的上位法依据等问题。在实践层面上,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未得到真正禁止。规范与实践层面问题背后的出路在于厘清问题所涉及到的权利冲突,并对其进行价值权衡。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陶涛，杨凡

2011, 35(1): 10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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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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