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巫锡炜, 刀玮皓

2022, 46(2):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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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通婚数据属于典型的关系数据，可视为由各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联系形成的关系体系。因此，社会网络分析提供的一整套方法可作为族际通婚研究的方法工具，以便利地刻画通婚关系的结构特征。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尝试将该方法用于考察和分析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性特征。初步应用揭示，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大的全国族际通婚圈，同时存在少数民族间凝聚力明显有别的8个地方性子通婚圈，该结构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直观体现。可见，社会网络分析是揭示和认识族际通婚关系结构的可靠且有效方式，其中，社会网络的图形呈现、中心性测度和社群识别技术可为族际通婚关系的分析提供直观和详细的补充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

黄凡, 段成荣, 毕忠鹏

2022, 46(2):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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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际通婚对于构建民族互嵌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回顾和总结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十大趋势：一是族际通婚的普遍化，族际通婚的人口规模和比例均明显提升；二是族际通婚比例在各民族间的相对差异化；三是族际通婚圈进一步扩大，各族际通婚子圈相互交融；四是东北和西南地区的族际通婚程度相对较深；五是城镇化对族际通婚有积极影响；六是人口流动对族际通婚有促进作用；七是族际通婚人口性别比呈现梯级化差异；八是族际通婚人口中女性家庭地位不断提高；九是受教育程度与族际通婚比例呈正相关关系；十是族际通婚比例在职业类型上表现出分层化。

当前中国族际通婚变动的影响因素

徐世英, 韩双嵘

2022, 46(2):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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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采用聚类分析和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2000~2010年中国各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率总体有所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居住分散度增大和人口流动率提高。各少数民族间族际通婚率增长差异悬殊，按族际通婚率变化量、影响因素变化量数值高低聚类成3类：对于第一类17个民族，城镇化率的提高及2000年族际通婚率较低对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影响显著；对于第二类23个民族，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和城镇化率的增长对族际通婚率的提高影响显著；第三类15个民族族际通婚率增长幅度小或负增长，从社会背景分析，部分民族的族际通婚率已达到很高程度，缺乏提升空间，其他民族需要从宗教、语言等方面寻找影响因素。

中国蒙古族、满族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状况

程梦瑶

2022, 46(2): 4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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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同朝代对待族际通婚的态度历经数次起伏，中国蒙古族、满族和汉族间通婚的限制反复恢复又废止，各族人民的接触交往却从未间断。研究发现，蒙古族、满族已婚人口中，族际通婚比例均超过40%，意味着族际通婚的普遍流行。在通婚模式上，以蒙古族-汉族、满族-汉族通婚为主，历史上曾持续约3个世纪的高度政治化的“满蒙联姻”已由民族间自由交往所取代。在性别差异上，蒙古族经历了由男性娶进居多到被女性嫁出比例反超的转变。在空间分布上，3个民族形成了以辽西走廊为核心的较为清晰的、广泛的东北—西南走向通婚链。在人口迁移流动过程中，族际通婚主要表现为本地男性娶少数民族流动女性。要重视经济互动、居住聚散程度和人口迁移流动对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积极作用。

流动效应与户籍歧视效应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于潇, 陈筱乐, 解瑯卓

2022, 46(2): 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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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来看，流动决策和流动行为作为个体提高人力资本效率的理性选择，能够有效提高个体工资收入水平。但是，流动个体也面临来自流入地的各种歧视，这是抑制其工资收入提高的主要障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提升和抑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两种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样本而言，流动人口最终实际工资高于保留工资；分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和中部地区流动溢价效应高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东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流动溢价效应低于户籍歧视抑制效应；流动人口间存在较大工资差异，低收入人群受到更强的户籍歧视，工资溢价更低，最终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高收入人群则从流动溢价效应中获益更高。

留城或返乡：城市住房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

张耀军, 陈芸

2022, 46(2): 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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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房是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的重要因素。如何降低高房价对流动人口的挤出效应，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住房价格和自有住房对流动人口回流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地的高房价促进流动人口回流，而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住房则降低了流动人口回流的概率，并且在流入地拥有自有住房减弱了高房价对回流的促进作用。分地区看，高房价的挤出效应仅在中西部地区显现，在东部地区没有得到证据支持；分城市规模看，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住房价格的挤出效应先增强后减弱。这些结论为完善住房市场体系、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依据。

中国老年人口健康预期寿命婚姻状况差异的多状态分析

董惠玲, 吴炳义, 于奇

2022, 46(2): 8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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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8~2018年4期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以“有配偶”和“无配偶”作为两种基本婚姻状况，利用插值马尔科夫链方法，测算65~99岁老年人口不同健康状态间的转移概率、平均预期寿命、健康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比重，并预测其2016~2030年的失能率。结果显示，无配偶老年人口失能-健康转移概率、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均低于有配偶者，但健康预期寿命占余寿比重较高；女性老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较长，但健康预期寿命占余寿比重较低，队列失能率较高；2016~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失能率呈上升态势，在2026年前后将达到稳定状态；无配偶、高龄和女性老年人口是未来失能的高危人群。可见，婚姻状况会对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产生重要影响，有配偶对老年人口健康维持具有保护作用。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竞博, 高瑗

2022, 46(2): 1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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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且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采用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模型，验证人口老龄化通过技术创新途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及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跃迁式影响。结论显示：无论是否束紧经济条件，人口老龄化除了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外，还通过技术创新路径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中介影响；在理想条件下，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正，当考虑其他控制变量时，技术创新在门槛区间内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负；在东、中、西部，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东部的人口转变中，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符合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婴幼儿托育机构发展瓶颈、政策需求与治理取向——基于河南省2679个托育机构的调查

陈宁, 高卫星, 陆薇, 张原震

2022, 46(2): 11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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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托育机构是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重要支撑。以2021年河南省托育机构调查数据为基础，从供给数量、结构、质量和效益4个要素出发，对托育机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增速快但托位空置率高、保教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优惠政策落地见效难、标准化体系建设滞后、协同管理机制不畅等突出问题进行分析。为解决托育机构的发展瓶颈从影响机构发展的内生性和外部性因素同时入手，围绕资金设施、人才供给、服务标准、公共政策支持、行业治理规范以及托育社会环境等方面回应托育机构的政策需求。为使托育机构更好地满足社会托育需求，政府应从调节供给结构、支持嵌入社区、构建托育券制度等方面发力，促进托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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