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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0~2020年美国国际人口迁移变迁历程

丁志宏, 王天正

人口研究 2024, 48 (4): 115-132.

摘要（83）

基于美国国土安全部出版的《移民统计年鉴》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全球迁移存量数据库，对1990~2020年美国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结构、来源地和目的地的变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国际迁入人口规模庞大，在过去30年经历了下降、回升、波动以及再次下降4个阶段，迁入人口以劳动年龄移民为主体，性别比稳定；北美洲(不包括美国)和亚洲是美国迁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迁入人口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比较稳定。美国国际迁出人口在过去30年经历了上升、下降以及回升3个阶段；迁出人口性别差异总体较小，但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欧美地区仍是美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移民亚洲。美国国际人口迁移的变化规律和治理方式对中国移民治理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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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链式城镇化：中国乡城流动家庭的居住模式

吴开泽, 王文秀, 董慧玲, 崔璨

人口研究 2024, 48 (4): 99-114.

摘要（114）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6)数据，研究乡城流动家庭核心家庭成员的空间分布及其住房的区位和权属情况。研究发现，乡城流动家庭形成了流入地团聚购房型、流入地团聚租房型、城-乡分布型和城-镇分布型等多元化居住模式；人力资本更高、家庭资源更充裕以及需要承担婚房责任的乡城流动家庭更有可能在流入地城市或户籍地城镇购房，流入超大城市以及户籍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的乡城流动家庭更倾向于在户籍地城镇购房；乡城流动家庭在现实约束下通过家庭成员、住房等要素在不同空间的配置实现家庭整体利益优化，在城乡之间形成了进退有据的链式城镇化现象。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是多阶段、阶梯式的，需要通过家庭接力的方式逐步实现家庭团聚型的城镇化和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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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交活动对新一代老年人消费的影响

盛亦男, 尚佳佳

人口研究 2024, 48 (4): 84-98.

摘要（59）

随着队列更替和老年人数量快速增长，新一代老年人成为老年消费的主力军，在居民消费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检验参与社交活动对新一代老年人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一代老年人社交丰富度和社交活跃度的提升都能显著提高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节效应分析显示，新一代老年人社交活动参与可以削弱早期家庭经济劣势对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交活动参与对位于高文化服务偏向型地区的新一代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效果更明显。鉴于此，应增加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建立多样化老年社交平台，鼓励新一代老年人增加社交种类、提高社交频率，同时规范老龄产业发展，推动老年消费模式多元化，挖掘新一代老年人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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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变动的影响——基于多维因素分解法的分析

许多, 王香真, 傅虹桥

人口研究 2024, 48 (4): 69-83.

摘要（126）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面临日益增大的挑战，因此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变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北京市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Das Gupta提出的多维因素分解法分析发现，在2016~2019年的北京市住院费用增长中，患者年龄结构变化的贡献率为22.44%；相近时期内，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住院费用和就医总费用增长的贡献率与北京市的结果相近；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在老年群体中更为明显，在50~64岁、65~79岁和80岁及以上患者住院费用的增长中，分别有24.24%、37.47%和31.51%由人群内部年龄结构老化造成。建议完善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医疗保障筹资机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健康老龄化，提高医疗保障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提升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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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拾遗补阙”到“不可替代”：数字素养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影响

陈南旭, 李宇轩, 吴继煜

人口研究 2024, 48 (4): 51-68.

摘要（77）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素养提升为退休群体重新实现自我价值、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新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二元Logit和Probit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素养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素养提升显著促进了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退休群体学习投入较高时更强；社会融入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是数字素养提升促进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主要作用机制，信息获取效应能否发挥作用则取决于退休群体的信息甄别能力；数字素养提升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退休群体中更强。建议制定差异化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构建老有所为的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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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代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变动：基于3个视角的分析

王跃生

人口研究 2024, 48 (4): 33-50.

摘要（89）

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短表汇总数据、长表汇总数据和长表1%抽样数据，从3个视角分析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变动。短表汇总数据显示，有 2个老年人的家庭户中，老年夫妇独居比例超过55%，并且城乡有很强的趋同性；有1个老年人的家庭户中，老年单人独居比例超过36%。长表汇总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入住机构养老的比例不足1%；老年人居住方式有较明显的性别差异，高龄阶段尤其显著，男性多在有配偶的家庭户中生活，女性与子女同住超过半数。长表1%抽样数据显示，老年人中夫妇家庭户和单人户的比例合计超过50%，城乡趋同性突出。就整体而言，中国老年人已进入独居为主导的时代。政府、社会和家庭应努力为居家老年人创造舒适且风险较小的生活和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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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台湾地区0~2岁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性及其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张蕾, 庄晓旭, 傅上豪

人口研究 2024, 48 (4): 19-32.

摘要（57）

中国台湾地区生育意愿长期低迷，对可负担的托育服务的需求普遍而迫切，但有关服务可负担性的测量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的讨论尚不充分。基于中国台湾地区“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WMFES)数据，构建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性指标，分析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及个体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能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台湾地区育龄女性中仅 15.36%有(继续)生育意愿，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达成比例约为两成；可负担政策目标设为15%时，达成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对女性继续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与配偶个人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能力每提升1个单位，女性拥有继续生育意愿的概率分别提高51.02%和15.23%。上述实证结果和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为祖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托育服务定价制度和落实定价监督与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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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育支持政策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21年成都市专项调查的实证分析

王卓, 李梦鹤

人口研究 2024, 48 (4): 3-18.

摘要（168）

在少子化背景下，为深入探究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以生育行为为分界，将生育支持政策细分为孕育支持政策和养育支持政策，并基于2021年成都市“人口生育政策配套措施效果评价”专项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孕育支持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养育支持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则未得到实证支持；进一步探究生育成本观和生育偏好观在孕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影响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可将育龄群体分为“敢生不愿生”型、“不敢生不愿生”型、“敢生愿生”型和“愿生不敢生”型4类，适用于不同类型育龄群体的政策指向不同。因此，构建长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科学识别目标群体，精准施策，以提高政策效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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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负性事件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童年事件和现期事件的分析

赵梦晗, 黄远丰

人口研究 2024, 48 (3): 114-128.

摘要（201）

PDF （1251KB）（30）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理解负性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政策。使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考察负性童年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及其在现期事件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负性童年事件通过影响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或预算约束间接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积极现期事件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正面影响，负性现期事件对老年人多个维度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负性童年事件在负性现期事件的影响上存在调节效应，相比于未经历过负性童年事件的老年人，负性现期事件对经历过负性童年事件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慢性病数量的负面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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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女性老年人的失能轨迹及其影响因素——兼论城乡与队列差异

胡宏伟, 郭宏旺, 刘雨佳

人口研究 2024, 48 (3): 98-113.

摘要（164）

PDF （1356KB）（17）

女性老年人是失能的高风险群体。基于1998~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采用组基轨迹模型及其拓展模型，识别了中国女性老年人的日常行为能力轨迹与认知感知能力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失能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城乡与队列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女性老年人日常行为能力轨迹呈现出终身稳定型、晚年风险型、终身风险型3种类型；认知感知能力轨迹分为低起点失智风险型与高起点失智风险型两类；联合识别结果发现，女性老年人同时面临较高的日常行为能力与认知感知能力损伤风险的概率高达0.109；社会资本、社会保障、童年逆境、健康行为等均会对女性老年人的失能轨迹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失能照护政策的发展既要重视人口健康的结构性差异，又要注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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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效应分析

王永梅, 张硕, 公晓艳

人口研究 2024, 48 (3): 81-97.

摘要（224）

PDF （1290KB）（25）

通过构建“个体-家庭”双重效应模型，采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年和2020年面板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政策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改革试点的“心理健康效应”得到政策试点数据验证，但主要体现在女性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中；改革试点具有较高的家庭溢出效应，显著激发了子女的孝心孝行，对于促进新时期家庭发展和孝道重构具有重要作用；改革试点扩大了老年人社交网络，进一步改善了其心理健康；尽管改革试点的核心成就在于日常照料服务，但因其产生的大规模健康摸排为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提供了路径。研究结果对于推进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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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及其对民族人口变动的影响

王力, 周思瑶

人口研究 2024, 48 (3): 65-80.

摘要（165）

PDF （3728KB）（18）

通过构建族际通婚家庭子女民族成份选择矩阵，基于人口平衡方程，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估算2010~2020年间影响各民族人口变动的净族际选择人数，并分析各民族之间的选择偏好。研究发现，10年间全国共新增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约857万人，少数民族中发生民族成份选择的新增人口占比近四成；少数民族整体的净族际选择人数达195万人，约占同期少数民族新增人口的1/10；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家庭中，子女选择少数民族成份的比例高达79.33%；各少数民族人口变动主要取决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家庭子女的规模及民族成份选择偏好；少数民族之间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偏好存在通婚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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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评价——基于城市群经济效益的分析

童玉芬, 韩佳宾, 杨艳飞

人口研究 2024, 48 (3): 52-64.

摘要（183）

PDF （1243KB）（19）

城市群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以城市群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理论推导出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指数( E-Zipf)公式，利用2010~2020年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测算得出 E-Zipf指数，并根据该标准对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现状进行合理性评价。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的 E-Zipf指数为1.33，高于 Zipf等于1的一般标准；以 E-Zipf等于1.33为标准，与传统 Zipf等于1的标准相比，有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是集聚不足而非集聚过度；合理性分类结果显示，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处于合理范围，5个存在集聚过度，8个存在集聚不足。建议分类施策，积极引导集聚过度城市群疏解中心城市人口、适当发展外围城市，而集聚不足城市群则需要进一步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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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拓展研究

陈友华, 杨慧康

人口研究 2024, 48 (3): 35-51.

摘要（263）

PDF （1315KB）（14）

考德威尔从微观家庭角度提出了代际财富流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关系变革尤其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导致了生育率转变。该理论无疑具有独创性，但存在应用性与解释力问题。在代际财富流理论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尝试将其核心概念和最关键命题操作化，并借助国民转移账户(NTA)项目提供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对其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发现，将公共层面的代际财富流引入，可形成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6种组合类型；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了变化，导致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经历由向下到向上的转变；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受到人口结构和年龄别平均转移量的影响。拓展后的解释框架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财富转移和生育率转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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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与演化机制

张震, 李强

人口研究 2024, 48 (3): 20-34.

摘要（2531）

PDF （2148KB）（47）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迎来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人口死亡高峰。数理人口分析显示，人口死亡高峰的演化取决于3个相互交织的人口因素：(1)历史出生数变动对死亡数变化起着主导性作用；(2)存活率提高会扩大老年人口基数进而增加老年死亡数；(3)死亡率下降有削减人口死亡高峰的作用。由于这3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出生队列和年龄的死亡数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年龄别死亡数呈现出明显的起伏波动，而年龄合计下各年龄死亡数的波动互有抵消，最终使得总死亡数的变化相对平滑。尽管老年死亡数增长是人口转变的自然结果，但是中国人口死亡高峰来势迅猛、规模庞大，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将构成严峻挑战，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尽早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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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从长寿大国迈向长寿强国:基于百岁老人的中国长寿水平分析

杜鹏, 吴赐霖

人口研究 2024, 48 (3): 3-19.

摘要（552）

PDF （1388KB）（41）

在探讨长寿水平时，百岁老人这一极具代表性的群体常被忽略。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2020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百岁老人比例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寿大国，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还需要向长寿强国迈进。中国东部地区的百岁老人数量最多且百岁老人比例最高，生活在城镇的百岁老人数量超过农村，70.4%的百岁老人都是女性，绝大多数民族百岁老人的数量和比例均有所提升但各民族间仍存在差异。中国要实现从长寿大国到长寿强国的跨越，必须依靠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在政治引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精神文化和环境保护领域综合施策，推动中国的长寿时代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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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人口流动格局及其解释——基于流向别的考察

张耀军, 陈芸, 巫锡炜, 齐婧含

人口研究 2024, 48 (2): 118-132.

摘要（383）

PDF （6859KB）（73）

研究人口流动格局对于理解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省际人口流动划分为乡-乡、乡-城、城-乡和城-城4类，并基于空间自回归负二项模型，考察4类人口流动网络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乡-城、城-城人口流动在省际人口流动中的比例上升，乡-乡人口流动的比例下降；4类人口流动网络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乡-乡、乡-城人口流动呈自西向东趋势，城-乡、城-城人口流动更加多元且出现双向流动趋势；中国人口中心正由单一城市(省份)转向城市群；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乡-乡、乡-城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影响城-乡、城-城人口流动的因素更加复杂多样且经济因素的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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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双向关系的探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阮韵晨, 陆杰华

人口研究 2024, 48 (2): 104-117.

摘要（305）

PDF （1256KB）（80）

重视老年人身心健康，对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的个体层面追踪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对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量化考察。研究发现，失能程度与老年人当期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未被观测到的混淆因素后，失能程度变化会显著影响抑郁程度变化；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且无论使用Nagi指数、ADL指数还是IADL指数等指标来测量失能程度，二者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都显著。因此，应当加强老年人失能预防和失能康复工作，并构建覆盖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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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与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沈可, 孙慧琳

人口研究 2024, 48 (2): 90-103.

摘要（254）

PDF （1829KB）（45）

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引入空间视角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并探索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仅与本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而且与邻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关系，即某城市人口老龄化对邻近城市的科技创新具有“先抑后扬”的空间溢出效应。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在城镇化率偏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阶段，人口老龄化对本地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将有效激活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面对短期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是破解人口老龄化掣肘科技创新难题的有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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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特征及趋势

宋月萍, 张光赢, 彭可余

人口研究 2024, 48 (2): 75-89.

摘要（591）

PDF （1309KB）（112）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其劳动参与现状尚未得到详尽描画。以2000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城乡、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角度描绘中国低龄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和劳动参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低龄老年人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且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持续改善，但目前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仍然较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低龄老年人多从事农业劳动，就业结构比较单一；城镇和发达地区的低龄老年人虽然拥有更多就业机会，但却大多从事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差的低端劳动；女性低龄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潜力较大，但却面临更多的制度、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层面的就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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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分析

李竞博, 李怡

人口研究 2024, 48 (2): 60-74.

摘要（303）

PDF （1260KB）（76）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空巢老人规模逐渐扩张。同时，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利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讨论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变化存在时期和队列效应，不必然与年龄相关，而身体健康变化存在年龄和时期效应，不存在队列效应；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社交和学习路径产生影响；互联网使用对75岁及以上、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效应更大；与非空巢老人相比，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效应更大。建议提高互联网在空巢老人中的普及率，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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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陈卫民, 王佑茹

人口研究 2024, 48 (2): 44-59.

摘要（388）

PDF （1300KB）（63）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存在两种方向: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削弱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包括家庭传承型和经济效用型生育动机)抑制生育意愿；二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个体导向型生育动机(主要是情感喜悦型生育动机)提高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生育意愿的过程中起到的抑制作用更大，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1.251%。此外，互联网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存在着世代、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异质性，不同上网行为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也存在差别。考察生育动机的中介效应，有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为网络时代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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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不婚、不育和少育的状况、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杨凡, 郭品锐, 刘甲楠

人口研究 2024, 48 (2): 30-43.

摘要（970）

PDF （1236KB）（237）

人们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在当前生育政策背景下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3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愿意结婚、愿意生育的，导致他们意愿和行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婚育成本的升高，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此外，文化舆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对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超两成已婚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的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3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鉴于此，要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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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口惯性变动：概念、成因与实证——兼论与人口动量的差异

周长洪, 茅倬彦

人口研究 2024, 48 (2): 17-29.

摘要（407）

PDF （1248KB）（76）

人口惯性变动与人口动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口惯性变动是指人口增减转变滞后于生育率高低转变的现象，人口动量反映的是假设生育率立刻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幅度，是一种虚拟结果，实际发生的人口惯性变动现象包含的信息比人口动量更丰富。生育的代际更替滞后效应是导致人口惯性变动的根本原因，并决定了人口惯性变动标准期。人口实际惯性变动期长短受惯性变动期间生育率高低和移民规模大小的影响，人口惯性增减幅度则受进入惯性变动期之前数十年间生育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已完成人口惯性增长全过程，实际惯性增长期长达30~50年；英国、法国、泰国、巴西正处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大约在21世纪中叶前后才会结束惯性增长。目前，世界上尚未有任何国家进入人口惯性负增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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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与顶层设计

都阳, 程杰, 曲玥

人口研究 2024, 48 (2): 3-16.

摘要（466）

PDF （1251KB）（103）

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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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朱莉, 黄柏林, 刘呈军, 彭刚

人口研究 2024, 48 (1): 118-132.

摘要（491）

PDF （1245KB）（151）

中国已经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国民生育意愿低迷,新生人口规模缩减。基于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简称“民生三感”)为参照构建指标体系来测度主观福利水平,从意愿生育倾向和理想生育子女数两方面衡量生育意愿,探究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主观福利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民生三感”看,幸福感侧重影响理想生育子女数,安全感主要作用于意愿生育倾向,而获得感对两方面均具有显著影响,且影响最大;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主观福利对意愿生育倾向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对理想生育子女数的正向影响却在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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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

吕利丹, 梅自颖, 李睿, 李姝, 阎芳, 王旭, 段成荣

人口研究 2024, 48 (1): 103-117.

摘要（2216）

PDF （1278KB）（841）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和问题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畅通流动的关键。在厘清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概念和估计口径的基础上,以2010年和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年龄和性别结构、地区分布、居住安排等重要人口学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考察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入园)机会、在校情况和超龄就学等最新教育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依然庞大,留守可能性与年龄和性别存在密切关联;随着母亲外出趋势增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普遍的隔代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与农村儿童整体相比不再有明显优势,且面临更严重的超龄就学问题。应继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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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工业机器人使用？

刘斌, 王禹

人口研究 2024, 48 (1): 85-102.

摘要（257）

PDF （1314KB）（83）

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世界上众多国家(地区)面临的普遍现象。尽管人口老龄化会给供给端带来劳动力短缺等负面冲击,但其对供给端的影响也蕴含着积极因素。使用多种国际数据库中的人口数据、工业机器人数据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工业机器人使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工业机器人使用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作用通过工资成本倒逼效应、人机矛盾弱化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3条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工业机器人使用的促进作用在智能制造战略准备度、技术准备度和人才准备度高的国家(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应加强智能制造领域的战略部署、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以打通人口老龄化积极影响的释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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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人工智能、劳动力需求与人力资本投资

刘甲楠, 邢春冰

人口研究 2024, 48 (1): 68-84.

摘要（388）

PDF （1296KB）（131）

基于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提供的工业机器人数据以及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工具变量回归模型,分析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工业机器人使用如何影响区域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如何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分别产生了替代和互补效应;工业机器人使用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冲击进一步对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对低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替代显著提高了个体的大学本科入学概率,对高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显著提高了个体的高中和大学本科入学概率,二者都抑制了个体对职业教育的选择;人工智能普及有助于促进个体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口质量和缓解人口负增长的消极影响。建议完善职普融通的教育结构,适应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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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老年人是否网络“沉迷”：概念、现象与影响

翟振武, 张逸杨, 彭兰凌

人口研究 2024, 48 (1): 56-67.

摘要（321）

PDF （1292KB）（91）

随着老年人被快速卷入互联网生活,“老年人网络沉迷”的担忧频频见于报道和研究中。客观认识“老年人网络沉迷”问题,需要结合“网络沉迷”的概念、现象与影响进行讨论。“网络沉迷”具有“过度使用”“主业和社会功能损伤”和“持续状态久”3个维度。现有讨论和研究往往仅用“过度使用”的单一维度来衡量,从而夸大和泛化了“老年人网络沉迷”问题。中国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数字融入调查显示,真正沉迷网络的老年人比例很低。当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中更紧要的问题仍然是数字鸿沟的应对。建议从智能设备硬件全面适老化改造、互联网软件和功能全面适老化改造、全面开展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3个方面发力,不断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和使用水平,促进老年人共享互联网时代发展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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