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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19个城市群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童玉芬, 杨艳飞, 韩佳宾

人口研究 2023, 47 (3): 121-128.

摘要（1852）

PDF （1479KB）（535）

人口空间集聚是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在对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推导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对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人口空间集聚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即在人口集聚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集聚有利于提高城市群的经济效益，而当人口集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群的经济效益将会被减弱；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议在发挥城市群人口集聚红利的同时，减少城市群人口空间过度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促进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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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数量下降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吗？

厉克奥博, 李稻葵, 吴舒钰

人口研究 2022, 46 (6): 23-40.

摘要（2748）

PDF （15604KB）（370）

近年来，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观点是随着人口总量见顶下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将会显著下降。在新的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人力资源总量而不是人口总量更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人力资源总量是考虑了人口质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储备总和，而人口质量的核心因素是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研究表明，即便在相对悲观的人口增长预期下，中国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并将在2040~2050年保持稳定。假如中国的人力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平均潜在增速将达到5.9%（2021~2030年）、4.9%（2031~2040年）、4.1%（2041~2050年）。为实现这一经济增长潜力，必须进一步加强终身教育，推进市场化弹性退休制度，维护好人力资源总量增长态势，更充分地利用好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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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之谜——源于“家庭老年照料”还是“啃老”行为？

刘达禹, 赵恒园, 徐斌

人口研究 2022, 46 (3): 102-116.

摘要（3350）

PDF （13498KB）（430）

利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数据实证检验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原因。结果发现，“啃老”会阻碍适龄劳动人口参与劳动， “家庭老年照料”则会提升个体的劳动参与率，根据边际概率计算，“啃老”造成的负向影响更为严重。城乡分类研究显示，农村“啃老”问题危害更深，表明“啃老”并不是富裕家庭中的独有现象，已呈现出“逐底竞赛”之势。家庭分类研究显示，“未婚无房贷”人群最易受“啃老”行为影响而降低就业意愿。这些结论一方面说明，当下部分适龄劳动人口中确实出现了“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不良之风；另一方面表明，低就业引力群体中的受迫性“啃老”现象正在迅速滋生。因此，关注此类人群的教育与发展是破解当下低就业困境的核心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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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力就业城市选择对城市工资溢价的影响

杨东亮, 郑鸽, 任治超

人口研究 2022, 46 (1): 113-128.

摘要（1630）

PDF （13389KB）（475）

中国逐步从定居社会转变为流迁社会，劳动力大范围流动体现在就业城市的自主选择上，该行为对城市工资溢价产生持续影响，同时城市工资溢价又影响劳动力的就业城市选择。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包含个体选择的处置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存在城市工资溢价现象，劳动力的异质性特征和城市差异性特征显著影响就业城市选择行为；纠正劳动力城市选择的内生二元选择偏差后，发现中国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变大，而大城市的工资溢价消失，中小城市工资比大城市更有竞争力。中国城市体系中的首尾优势是劳动力理性选择就业城市的结果，这为中国实施差异化的城市发展政策来实现城市体系的整体优化和内部协调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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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人力资本红利及空间效应研究

戴琼瑶, 刘家强, 唐代盛

人口研究 2021, 45 (5): 33-48.

摘要（1779）

PDF （1995KB）（817）

人口数量优势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减弱，挖掘人力资本红利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探讨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效应及空间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作用高于人口数量，中国实现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的动力转换。进一步研究发现，健康资本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呈显著竞争效应，教育资本呈显著溢出效应，两类红利表现出空间异质性；伴随城市间间隔距离增加，健康资本竞争效应和教育资本溢出效应呈递增空间变动规律，不过两类人力资本空间效应边际增长随间隔距离增大而递减，满足“距离衰减”假设。因此提出，通过提高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实现经济增长从依靠劳动力数量向劳动力质量演进，并对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施行不同空间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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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科技创新？——基于系统GMM方法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

沈可, 李雅凝

人口研究 2021, 45 (4): 100-113.

摘要（2207）

PDF （12164KB）（563）

采用2000~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以及影响的异质性。运用系统GMM方法发现，人口老龄化与科技创新、根本性创新及渐进性创新之间均呈驼峰型关系，即老龄化先促进后抑制创新水平；相较于渐进性创新，人口老龄化对根本性创新的负面效应将更早显现。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存在城镇化率门槛效应，城镇化率的门槛值约为86%，即当城镇化率低于该门槛值时，人口老龄化将抑制创新；而当城镇化率高于门槛值时，老龄化转而有利于促进创新。由此可见，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有助于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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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市规模分布和经济发展：存在一种特定模式吗？

陆旸

人口研究 2021, 45 (4): 114-128.

摘要（1378）

PDF （1427KB）（477）

基于Thomas Brinkhoff的城市人口数据库，采用了118个国家相距10年的两期数据，检验了国家首位值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人均GNI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首位值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经济发展与首位值之间的关系为正；而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两者之间的关系为负。同时，经验分析结果也发现了“中心区位理论”在解释城市规模分布中的作用。其中，由经济活动强度和制造业占比代表的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促进人口集中，由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代表的地租和运输成本促进人口分散。研究结论对中国的启示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会无限膨胀，因为“发展”会自动疏散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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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零工就业中的异质性工作经历与保留工资

杨伟国, 李晓曼, 吴清军, 罗祥艳

人口研究 2021, 45 (2): 102-117.

摘要（1508）

PDF （1635KB）（688）

借鉴经典保留工资理论，提出了平台就业者保留工资的概念，并利用网约车平台就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劳动者异质性工作经历的类型和质量对当期保留工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期明晰零工经济对参与者整体福利状态而非单纯对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由下岗失业状态转入平台的司机其保留工资最低；来自过剩产能行业和负面求职经历都显著降低零工的平台保留工资，其中，前者的效应更大；其次，零工在平台上的风险偏好和家庭支持程度是重要的影响机制，且零工从业类型（生存型和发展型）具有分化作用。最后，呈现了零工的劳动力供给与劳动者剩余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依托平台经济帮助劳动者转岗提质就业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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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育政策变化视角下的二孩家庭收入流动性

陈云, 霍青青, 张婉

人口研究 2021, 45 (2): 118-128.

摘要（1391）

PDF （915KB）（650）

家庭收入是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在生育政策变化的视角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的生育及收入微观数据，构建二孩家庭收入转换子矩阵分解方法，分析二孩家庭收入流动性变动特征，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二孩家庭收入流动方向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生育政策逐步调整的过程中，二孩家庭绝对收入向下流动且幅度不断加大，收入位次向下流动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2）生育二孩对不同收入分组家庭的影响差异较大，3个中间收入分组家庭受到的影响最强，高收入分组家庭受到的影响最弱；（3）除了家庭个体特征外，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等仍是影响中国二孩家庭收入流动方向的重要宏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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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理论渊源、作用机制与数值模拟

王树

人口研究 2021, 45 (1): 82-97.

摘要（1966）

PDF （3210KB）（1018）

在系统梳理“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渊源的基础上,剖析其内在作用机制，基于双重资本深化的视角对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重新审视和预判，运用理论模型和数值方法进行模拟分析。研究发现：“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内在驱动机制主要源自“人口预期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的持续作用；适度的老龄化有助于“人口预期红利”的形成，适度的低生育率同样有利于“人口质量红利”的延续；由“人口预期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所引发的双重资本深化效应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而过度的老龄化和过低的生育率都会削弱这样的促进作用。因此，现阶段需要实施相应的人口经济政策来保障中国能够成功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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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动及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傅崇辉, 傅愈, 伍丽群, 魏倩, 焦桂花

人口研究 2021, 45 (1): 98-113.

摘要（2410）

PDF （1629KB）（1268）

对中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和家庭户规模结构的变动趋势进行预测，并将预测结果用于居民消费变动的因素分解。研究发现，平均家庭户规模在2.5人/户左右波动，形成了以1、2人户占比上升，3、4人户为主，5～7人及以上户占比下降的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化特征；1人户和2人户占比的上升是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家庭因素，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强度超过了消费水平；人口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变化有其自身的惯性，对于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刚性作用，在趋势情景下，人口因素的消费拉动作用下降、家庭因素的消费促进作用上升。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政策制定应该充分考虑家庭户规模结构变化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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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随淑敏, 何增华

人口研究 2020, 44 (6): 63-78.

摘要（3373）

PDF （766KB）（1094）

要素相对价格决定企业最优生产结构，人口老龄化引致有效劳动供给的减少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将地级市的人口普查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匹配，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低水平的人口老龄化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但长远来看，当人口老龄化超过一定的拐点值时，将抑制企业创新；第二，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人口老龄化对非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企业创新都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的企业创新产生了抑制性影响；第四，人口流动抑制了人口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据此，提出优化企业生产要素投入、培养质量型人口红利、推动区域创新协调发展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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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口集聚能够提升地区个体人力资本水平吗？

王晓璐,杨东亮

人口研究 2020, 44 (4): 102-115.

摘要（1112）

PDF （886KB）（735）

在数量型人口红利日益消失的背景下，提升劳动力质量与个体人力资本水平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人口集聚除了能够增加地区劳动力数量外，还能通过知识溢出与就业竞争两个机制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产生重要影响。在构建个体人力资本与人口集聚关系的数理模型的基础上，以2000~2015年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发现人口集聚能显著提高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伴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越大，这与收益递增的经济集聚理论相一致。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发现当知识溢出水平与就业竞争强度超过某一门限值后，人口集聚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会显著增大，体现出知识溢出与就业竞争对个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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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区域间劳动力流动、人口红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王婷,程豪,王科斌

人口研究 2020, 44 (2): 18-32.

摘要（1310）

PDF （2786KB）（1177）

经济高质量发展下的新时代，中国人口红利需要从劳动力数量红利向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转型，合理引导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是释放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的关键。通过构建一个两地区均衡模型，揭示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对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而释放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的理论机制。实证检验发现：（1）中国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06年就出现“不显著”拐点，且先于劳动力数量红利衰减；（2）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在1%的显著水平上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释放，随着劳动力流动增强，其带来的促进效应更加明显；（3）从异质性检验发现，劳动力价格供给弹性越高或劳动力边际生产能力越高的地区，流入劳动力越多将越能促进劳动力配置效率红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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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城镇女性的生育代价有多大？

刘金菊

人口研究 2020, 44 (2): 33-43.

摘要（3800）

PDF （523KB）（3182）

生育的机会成本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家庭生育决策和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中国低生育率趋势以及两孩政策下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的重要因素。生育代价，即因生育导致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及收入损失，是生育机会成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回归模型和生命表方法，对中国城镇女性生育代价进行了估计。中国城镇女性生育1个孩子，将导致其一生的工作时间损失6~7年，折算的收入损失接近30万元；对于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将近50万元；生活在北京、上海特大一线城市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接近60万元。生育的巨大代价显然是大城市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原因。不同群体生育率差异也与生育代价的差异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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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口老龄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双边效应：溢出还是挤出？

杨茜,王学义

人口研究 2020, 44 (1): 99-112.

摘要（1209）

PDF （714KB）（837）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而在影响FDI的众多因素中，人口老龄化是否会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呢？利用双边随机分析框架，将人口老龄化影响FDI的双边效应纳入统一框架，在分解正负效应的基础上比较净效应的大小，从而更准确地识别人口老龄化对FDI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对FDI具有溢出和挤出两种效应，其中溢出效应促进了23.43%的FDI增长，挤出效应则降低了44.63%的FDI增长。在正负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人口老龄化显著抑制了FDI的流入，这一结果在样本年份的中后期及不同区域内均显著存在。同时，根据人口老龄化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挤出FDI的作用随着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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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新格局下中国人口经济关系的几个认识误区

钟水映，吴珊珊

人口研究 2019, 43 (2): 70-75.

摘要（1148）

PDF （1806KB）（1139）

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确实是利用了有利人口因素，但后者仅仅是奇迹取得的诸多因素之一，并非充要条件。人口转变迟早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这是人口经济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并非人口控制政策所导致。中国现在和将来一个较长时期必须应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口数量、结构和质量的综合性矛盾，不能将面临的人口经济问题简单归之于人口控制政策。人口规模大并不是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必然表现形式，国家的实力和人民的福祉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在当代已经渐行渐远。将人口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可能模糊新常态下人口经济关系的焦点。以经济增长为目标来制定人口政策，是舍本逐末，一切应该以人民的社会福利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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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口老龄化会阻碍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吗?

范洪敏, 穆怀中

人口研究 2018, 42 (1): 31-43.

摘要（1277）

PDF （1991KB）（988）

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会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文章在检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等收入阶段跨越概率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二,人口总抚养比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而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并不能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第三,提高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加大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因此,中国应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大研发投入,弥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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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收入 ——对山区和非山区的比较研究

潘泽瀚, 王桂新

人口研究 2018, 42 (1): 44-59.

摘要（1209）

PDF （2035KB）（1065）

文章在“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分析框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能够比较山区和非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家庭收入相互作用关系异同的扩展模型,考察和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山区人口贫困化的影响。发现山区农业收入受到劳动力减少的负面影响较非山区更大;山区农村劳动力打工汇款对农业收入具有替代效应,致使农业收入减少,非山区农村劳动力打工汇款却能促进农业收入的增长;农村劳动力减少和打工汇款增加对农村非农业收入分别形成负向和正向作用,但在山区和非山区之间无显著差异。山区农业机械化生产难题是造成劳动力转移对山区农业收入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使山区农村家庭更容易陷入劳动力过度转移、生活更趋贫困化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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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朱明宝, 杨云彦

人口研究 2017, 41 (5): 89-100.

摘要（1164）

PDF （160KB）（1283）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2007、 2013 年数据，分析 2007 ～ 2013 年中国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2013 年在受雇农民工工作获得途径上，依赖“强关系” 获得工作的占 50．82%，较 2007 年降低了 13．8 个百分点; 在自雇农民工经营前的投资借贷上，90%左右进行了投资，30%左右进行了借贷，民间借贷是借贷的主要方式，但较 2007 年降低了 20．53 个百分点。其次，从就业身份、职业、行业、单位性质等结构来看，2013 年自雇的比例接近 30%，且较 2007 年上升了7．25 个百分点; 农民工就业职业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户和生产运输人员; 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居民服务修理业; 就业单位主要以个体和私营企业为主。在就业收入结构上，年收入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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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金融资产价格影响研究

齐明珠

人口研究 2017, 41 (5): 101-112.

摘要（1008）

PDF （687KB）（3530）

文章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回顾，建立了人口老龄化对金融资产价格作用的机理和路径。利用中国 1990 ～ 2015 年历史数据建立人口老龄化和金融资产价格之间关系的向量自回归( Vector Autoregression，VAＲ) 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金融资产价格有稳定的负向影响。从预测角度，脉冲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如果对人口老龄化程度添加 1 个额外的正向冲击，将对金融资产价格产生长期的负向影响。文章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在未来不会导致金融资产价格崩溃，但金融资产回报率的下降需要引起警惕，因为未来退休人口将更多地依赖个人储蓄及资产回报，而非传统的退休金。文章对中国未来金融资产价格的下降趋势提出预警，提出政府应该前瞻性地从人口和金融两方面加强宏观管理，做出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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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肖祎平, 杨艳琳

人口研究 2017, 41 (4): 33-45.

摘要（1671）

PDF （480KB）（5085）

文章利用中国 1987 ～2015 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 个百分点，实际人均 GDP 增加 1. 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实际人均 GDP 增加 1. 7%; 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 ～2015 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14. 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 2015 ～2020 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 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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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和环境效率

罗能生, 张梦迪

人口研究 2017, 41 (3): 38-52.

摘要（1107）

PDF （317KB）（1721）

人口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转型是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超效率 DEA 方法测得环境效率，并基于STIＲPAT 模型实证分析我国人口规模、消费结构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2000 ～ 2013 年间全国各省环境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较大。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现阶段人口规模的扩大对环境效率有着负向影响，消费结构作为人口与环境作用过程中的关键中间变量，根据不同的类型与环境效率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具体来看，生存、享受型消费与环境效率呈现“U 型”关系，拐点分别为 60．18% 与 29．20%，发展型消费与环境效率呈现线性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人口规模对环境效率的不利影响将得到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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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消费的实证研究——兼论“退休-消费之谜”

石贝贝

人口研究 2017, 41 (3): 53-64.

摘要（1382）

PDF （171KB）（1564）

在老龄化程度持续升高、国内消费动力不足、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释放老年人口消费能量成为一个充满机遇的挑战。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全国城乡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低于平均水平，且消费结构相似。通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全国老年人口及分城乡老年人口消费决定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退休后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会提高; 优势个体特征、良好家庭互动以及健全社会保障等因素有利于释放老年人消费的潜能，其中收入和教育变量作用显著，尤其在农村地区更加显著。鉴于此，研究认为应当统筹城乡发展，通过提供全面的老年产品与有效的老年服务，激发老年人口消费动能，最终促进全国消费需求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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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出生高峰、人口结构与住房市场

杨华磊, 温兴春, 何凌云

人口研究 2015, 39 (3): 87-99.

摘要（2265）

PDF （1720KB）（2042）

文章通过对1960~2010年我国出生人数的分析，发现2001年左右，随着80后出生高峰步入婚配，住房价格面临上升的压力；2014年左右，随着90后出生低谷一代步入婚配，住房需求逐年下降，住房价格面临下降的波动。通过一个住房市场均衡的理论框架，文章仅考察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仿真结果显示：随着80后出生高峰和90后出生低谷相继进入婚配，房价会呈现一个倒U型的轨迹。符合经济现实的仿真结果显示：房价将在2014年左右下降，同时在80后出生高峰进入成年的时间段内，我国住房的需求和供给缺乏弹性且相差不大。故人口结构的改变对住房市场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在对住房市场进行调控时，应考虑到出生高峰引致的人口结构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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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农业流动人口社区就业意愿研究

吴蕾, 张昕

人口研究 2015, 39 (3): 100-106.

摘要（2217）

PDF （1223KB）（1373）

中国大规模城乡间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改变。相关政策希望促进农业流动人口在社区层面的就业，但现有研究对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就业问题，特别是他们从事社区就业的意愿缺乏说明。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对在北京社区层面就业的农业流动人口进行了访谈，意欲说明这一群体的社区就业意愿，进而探索影响他们这一意愿的因素。通过应用工作障碍研究框架分析就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这一群体打算继续从事社区就业，但考虑到影响这一意愿的个体、家庭、社会网络、社区就业本身和歧视等因素，从事社区就业只是他们无奈的选择。文章呼吁改变农业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倡议通过社会服务为他们的社区就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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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增长

杨轶清

人口研究 2015, 39 (3): 107-112.

摘要（2027）

PDF （861KB）（2059）

浙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的创业群体，浙江省民营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各项指标均排在前十名以外，与浙江经济的活力实力形成鲜明反差，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亦落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本文认为，浙商的“企业家能力”有其特殊的禀赋形态，浙商有着非编码知识优势以及创业知识易流动特征；同时，拥有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式。这些浙商的特征与浙江深厚的地方性工商业知识、集束化的产业分布以及地域文化价值观互为因果激励。不过，浙商低学历创业优势具有阶段匹配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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