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张维庆

2009, 33(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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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唯一正确选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阶段。中共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党的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战略的实施,确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地位,从生态文明领域迈上道德高地。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转折点,如何汲取发达国家工业化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走出一条以生态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符合科学发展和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们亟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人口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曾毅

2009, 33(5):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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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要回顾与当前人口研究热点问题密切相关的国际人口理论和分析方法发展趋势,侧重阐述信息革命时代人口数据收集的最新发展,介绍了美国将取代人口普查长问卷的每年滚动式社区调查创新性改革;强调近年来人口调查内容的拓展,从仅搜集人口、社会、经济和行为变量到进一步包含健康、环境、生物学标志和DNA信息;讨论了关于推动人口数据资源共享的努力。并总结了当前和今后几十年人口学面临的挑战与发展前景:(1)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造成的快速老龄化;(2)家庭结构的变化;(3)性别偏好和出生性别比攀升问题;(4)人口迁移对迁出国(地)与迁入国(地)带来的影响;(5)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6)全球健康问题。

“子女组合偏好”与选择生育：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下降和子女组合序列的变化

马忠东，王建平

2009, 33(5):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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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育理论和研究集中于生育数量而忽略了子女性别组合。1990年代以来随着超声波技术在产前检查中的普遍应用,性别鉴定和选择生育在男孩偏好社会迅速扩展,并成为家庭实现子女目标组合的重要方式。本文根据全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新信息,通过子女匹配寻母的方法重建整个1990年代生育史,并据此推算每年生育水平和子女排序比例。发现育龄妇女二三胎次生育水平在90年代初大幅下滑。农村地区,特别在华中南地区,二胎女孩生育率明显低于二胎男孩生育率且男女差持续扩大,反映二胎生育选择性强,造成女孩乃至整体生育水平下降。三胎生育率也持续下降到最低点。中部农村同岁妇女(32～33岁)的子女性别序列比例图显示90年代独子比例增到18%,独女及双女比例一直很低,在5%～7%之间。两孩含子三组合(子|女,子|子,和女|子)总比例增到53%成为主流。"女|子"比例由17%增至23%而成为第一组合。多胎比例则由1/3减半至16%。所有变化反映了在性别识别技术及一胎半政策下,一女后选择生男以达到理想子女组合,减少了多胎,却酿成了社会男女孩比例严重失衡。调整生育政策,奖励双女户并杜绝多胎,适当放宽子后二胎,可望在保持较低生育水平下,逐步恢复性别平衡。

人口变动、扩大内需与经济增长

于学军

2009, 33(5): 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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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分析了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出人口变动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因素之一。随后,分别研究了人口的数量、素质、结构、分布、家庭规模等人口因素的变化对扩大内需的影响。最后,文章建议积极主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使人口发展按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在扩大内需过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过程中,促进扩大内需,力争作到人口与经济协调双赢。唯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增长。

新中国人口60年

原新，邬沧萍，李建民，王桂新，桂世勋

2009, 33(5): 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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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1/ 3世纪的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型,基本完成了人口转变,步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创造了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奇迹。
第一,总人口经历了自发快速增长(从新中国成立到1970年代初) 、严格控制增长(197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 、稳定低生育水平(199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5年)和统筹解决人口问题(2006年以来)四个发展阶段,相应的人口规模从1954年的6亿增至1964年的7亿,1974年超过9亿,1994年达到12亿,2004年为13亿,平均净增加1亿人口的时间从10年缩短至5年,再延长至7年,最终又轮回到10年。人口快速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结果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在2008年首次下降到20%以下,而且人口的出生率和生育率指标几乎与发达国家一致(PRB,2008) 。
第二,人口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正处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最大的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实现了年轻型经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跨越,按照老龄化水平达到10%(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标准推算,中国人口在1999年就已经实现了老年型,把中国推入老龄社会行列,目前,老年人口数量达到1. 60亿,老龄化水平为12. 04%,是世界上唯一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劳动力资源规模庞大,达到9. 16亿(15～59岁) ,占总人口69. 01%,是劳动力资源供给最为丰富的人口红利期,就业压力空前巨大;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在男孩偏好、传统文化、经济基础、社会发展、生育政策以及医疗技术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长期失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在120(女=100)的高位上徘徊数年。
第三,人口流动自由化、规模化、定向化,虽然二元户籍制度的篱笆并没有被拆除,但是人口的自由流动已经普遍,每年大约有2亿左右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往返,既调剂了城乡劳动力的余缺,又改变着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
总体上,人口数量庞大仍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长远看,人口素质、结构、分布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中国老年人健康预期寿命变化的地区差异：扩张还是压缩?

张文娟，杜鹏

2009, 33(5): 6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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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1994年和2004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东、中、西部老年人口的生活自理能力状况,并利用Sullivan方法计算了1994年和2004年东、中、西部老年人口的健康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中国老年人口的生活自理能力优于中、西部地区,2004年老年人口中能够生活自理者的比重低于1994年。1994～2004年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增长的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东部的老年男性和中、西部的老年人口的预期寿命增长速度快于健康预期寿命,符合功能残障期扩张的特征;而东部的老年女性的健康预期寿命增长则相对较快,符合功能残障期压缩的模式。

我国婴儿死亡率的变动趋势及区域差异研究

明艳

2009, 33(5): 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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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利用中国人口统计、卫生部门统计及WHO、UNDP等组织的系统数据,运用生命表等工具,分析了中国婴儿死亡率的变动趋势、区域差异、死因结构对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贡献等。主要结论:(1)1980年后婴儿死亡率下降的减速不能完全用下降的极限来解释,同时,高收入国家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快于低、中收入国家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规律;(2)城乡人口婴儿死亡率之间差距较大且多年来缩小的趋势不明显。我国乡村地区的婴儿外源性死亡比例比城镇高得多,且降低的慢得多。(3)无论城乡,女婴的外源性死因比例下降的程度均比男婴大,说明改善女婴生存环境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4)乡村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对预期寿命提高所作的贡献不够高。

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供需层次探讨

段占朝

2009, 33(5): 8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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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之所以难于实现,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给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所定的目标太高,即要实现外来常住人口在户籍上的本地化。在我国户籍制度不改革的情况下,这个目标显然很难实现。本文试图探讨符合我国现阶段现实情况的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供求层次问题。1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的条件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来说,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是指外来常住人口在经常居住地被当地户籍管理机关登记为户籍人口。从广义上来说,外来常住人口本地化,是指有意愿本地化的外来常住人口,经当地政府同意迁入户口而成为本地户籍人口,或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益方面可以享受到或部分享受到“市民待遇”。本文取广义说。

有序变量列联表的统计分析方法及其在人口学中的应用——基于教育与生育态度相关测度方法的比较分析

杜本峰，石晓

2009, 33(5): 9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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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联表的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有序变量列联表的统计分析,传统上流行的方法是将它们作为定类或定距变量来处理。本文基于教育程度与生育态度有序变量列联表不同模型的比较分析,讨论不同的赋值方法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阐述一种对数乘积模型(Log Multiplicative Association Model或RC Model)在处理有序变量列联表方面的改进和优势,给出变量适当的数值并排序,并进而给出较准确的相关测度关系。通过实际应用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讨论将有序变量看作等距的定距变量这一流行做法的缺陷或不足。

论生育自由及其限制

湛中乐，谢珂珺

2009, 33(5):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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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生育活动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生育自由①,现有研究中的大多数是围绕民法具体展开的,例如关于生育自由是身份权还是人格权的争论,如何通过民法手段对其予以救济与保护等。但生育自由究其本质来说,是一项基本人权,公法对之的调整是私法进行调整的指导和基础,因此,有必要首先从公法的视角出发来探讨生育自由及对其的限制。同时,作为基本人权的生育自由及对其的限制,主体当然应为每个自然人,而本文仅聚焦于“夫妻”这一特定主体。虽然夫妻以外之主体的生育自由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承认,但毕竟“夫妻”仍是最传统和最典型的主体,对该主体的聚焦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价值、伦理方面的争论。

建国初期国家是否制订和执行了鼓励人口增长政策？

彭志良

2009, 33(5):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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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是否制订和执行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这是一个舆论范围很广、肯定性意见较多的问题。在国内,有的学者以及部分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实际工作的同志认为建国初期国家执行了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因而导致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口生育高峰的出现,并将此称之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人口问题上的失误”。他们说:“建国后的头三年里,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鼓励生育”(见《中国人口年鉴》1986年卷,第66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时期。‘人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观点,是当时人口问题上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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