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证明了体育锻炼对饥荒经历引起的中老年期主观和客观健康差异均具有弥合作用。研究发现：具有不同程度饥荒经历的中老年群体存在显著的健康差异；体育锻炼对经历饥荒时间最长的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相对于未经历饥荒的中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对具有饥荒经历的中老年人的主观和客观健康状况的改善效应更明显，且随着体育锻炼参与频率的提高，具有不同程度饥荒经历的中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逐渐趋于收敛。体育锻炼这一干预措施能有效改善由饥荒经历导致的中老年群体间健康差异。应重视体育锻炼的健康促进效应，建立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体育服务模式和“主动健康”综合支持策略，积极探索“体-医-养”协同发展框架。

人们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在当前生育政策背景下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3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愿意结婚、愿意生育的，导致他们意愿和行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婚育成本的升高，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此外，文化舆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对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超两成已婚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的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3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鉴于此，要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

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事件分析的方法,探究中国女性生育前后劳动供给状况的动态变化轨迹。 研究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都在其生育一孩当年明显下降,持续至孩子 4 岁才逐渐回升。 分阶段来看,生育一孩后 0~3 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均显著下降;而生育一孩 4 年后和生育前无显著区别。 相比之下,生育对男性的劳动供给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生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随孩次边际递减。 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晚出生队列的女性劳动供给损失更小。 研究结论可以帮助理解中国女性面临的“母职惩罚”程度和动态变化趋势,并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为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以及家庭实现生育意愿的政策设计提供启示。

使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性别视角——老年人性别和子女性别，分析老年人的不同子女性别结构以及居住模式对老年男性和老年女性所获得的朋友网络支持的影响。结果显示，没有儿子对老年男性的朋友网络支持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老年女性的影响并不显著。相比仅与配偶同住，若能同时与儿子居住对老年男性获得朋友网络支持有正面影响。此外，居住模式的影响存在城乡、区域的异质性。对老年人所获得朋友网络支持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当前社会传统文化下老年人家庭状况对其可能获得的家庭之外的社会网络支持的影响，识别更可能面临社会隔离风险、需要更多社会支持的老年人，对与养老保障相关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以积极老龄化理论和健康需求模型为研究框架，基于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中国老年人体育锻炼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探析，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主客观健康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会显著提升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可能性；体育锻炼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包括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健康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体育锻炼对社会参与的影响在城乡老年人间存在差异，同时也受年龄和婚姻状况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证实了体育锻炼给老年人带来的积极社会效应，为推动体育与养老融合发展，实现积极老龄化、健康中国的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随着中国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老年人在消费群体中的比重快速增加，成为日益重要的消费人群。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以科特勒消费行为模型为分析框架，运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国老年人消费结构的类型进行划分和描述，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因素进行研究，并考虑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结果表明，老年人的消费类型趋向多样化，并没有表现出阻碍消费升级的情况；老年人要实现从基本型向发展型消费结构的升级，受到需求要素的驱动和资源要素的影响，还需要社会网络、技术等信息渠道要素的支持；影响老年人消费结构升级的因素存在城乡、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异质性，促进老年人消费升级需要分类精准施策。

随着经济的深度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变得日趋频繁。文章以职业搜寻理论为框架，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倾向值加权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分析了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和非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在个人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控制了选择性偏差以后，非正规就业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意愿仍高于正规就业流动人口。但是，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职业流动意愿的影响存在着内部异质性。非正规就业不仅直接增加了流动人口的职业流动意愿，而且会通过影响流动人口的工作特征而间接增加他们的职业流动意愿。

随着流动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流动人口的失业问题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文章以迁移的推拉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全国流动人口的失业状况进行了描述，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流动人口失业状况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失业问题已经逐渐显现出来，而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2015年流动人口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4.9%。除了个人特征以外，与流入地、流出地和流动过程相关的因素都会显著地影响流动人口的失业风险。因此，要重视流动人口的失业问题，将流动政策与就业政策进行通盘考虑，为流动人口提供多样化的工作岗位，提高他们的行业和职业转换能力。

文章利用 1982、1990、2000、2010 年 4 次中国人口普查计算数据和学者调整数据,考 察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本文简称各省(区、市)) TFR 和相应年份 HDI 之间的关系,发现各省 (区、市)HDI 迅速提高、地区差异不断缩小,TFR 不断下降、地区差异也不断缩小,HDI 与 TFR 呈现负 向关系,且这种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逐渐降低。 进一步将各省(区、市)按生育政策 类型划分后,各类地区两变量依然呈负相关,并未出现尾部上翘或呈“反 J 型”,尽管上海、北京、天津 市在 2010 年的 HDI 已经达到 0. 788 以上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中国目前尚未达到类似西方部分发 达国家生育水平随经济社会发展自动回升的阶段。 如果政策不调整,全国各省(区、市)生育水平随经 济社会发展还会继续下降,尚未触底,及时放开政策能有效抑制 TFR 进一步下降。

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妇女是男孩偏好传统的受 害者，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许多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事件。这些事件会对妇女自身的性别观念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文章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分析，研究妇女生命 历程中的事件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妇女生命历程各个不同阶段中，她们所经历的 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待遇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让她们逐渐感知到两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处的不平 等地位，从而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甚至这些经历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都会对妇女 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弱化妇女男孩偏好的政策建议。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在改变着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中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文章梳理了流动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的相关理论,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控制了人口流动的选择偏差的条件下,比较了从未流动的农村育龄妇女和有流动经历的农村育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流动时是否与丈夫在一起"的经历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流动经历和没有流动经历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流动的选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流动使妇女的生育观念更为现代化,弱化了她们的男孩偏好。但是,流出地的文化传统依然通过家庭和社区影响着妇女生育的性别偏好。

文章运用倾向值贪婪匹配、倾向值最佳匹配、倾向值加权和匹配估计量等4 种倾向值分析方法，研究了流动人口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工资差异。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等个人禀赋在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当这种选择偏差存在时，t 检验和OLS 回归会高估正规就业对工资水平的平均干预效应。在控制选择偏差以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工资差异。这说明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市场分割和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

文章利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开展的“中国家庭幸福发展指数研究”调查数据对影响家庭幸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健康、文明和社会四大维度对家庭幸福有着重要影响: 经济方面，收入既患寡也患不均，有房无房差别大; 健康方面，身体是幸福的本钱，身心健康是幸福家庭的“基石”; 文明方面，良好的教育、和谐的家庭内部关系和工作与闲暇的平衡是家庭幸福的重要前提; 社会方面，社会保障与政府救助是幸福路上的“安全网”，良好的外部关系是家庭幸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与以往个体、区域层次幸福指数的构建不同，文章以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为单位，从幸福提升潜力而非幸福状态判断的视角，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基于以往文献和调查数据验证，从经济、健康、文明和社会四大维度35 个分指标建立家庭幸福发展指数。

文章根据卫生部监测点数据及世界其他国家有关数据对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婴儿死亡率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概率提出质疑,认为普查数据所显示的我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概率水平偏低且下降速度过快。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结合多国数据,分别考察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与婴儿死亡率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概率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国际经验。为给出相对准确的婴儿死亡率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概率估计值,研究中利用寇尔德曼模型生命表及布拉斯罗吉特转换对我国实际的婴儿死亡率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概率进行了估计。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婴儿死亡率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概率分别在18‰~19‰和22‰~23‰的范围内。

生育水平不仅是衡量人口发展状况的基础性指标,也是关系到国家战略性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但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对官方公布的出生或生育数据质量的质疑不断,加之不同学者所估计的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导致1990年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中国真实生育水平成了一个谜。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公布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文章通过对2000年、2010年普查数据、最新的教育统计数据以及最新的户籍登记数据的评估和比对,对2000年以来的中国人口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综合多种数据、多种方法的研究结果,结论是200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至少达到了1.6左右的水平。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探索。建国初期,通过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死亡率迅速下降,开启了中国人口转变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初次面对人口快速增长问题,中国提出了"实现有计划的生育"的理论和构想,人口转变的中国道路开始孕育。经历了"大跃进"时期的思想动摇、工作停滞和此后的人口继续快速增长等种种波折之后,人们在人口与社会经济矛盾激增的过程中明确了中国人口转变道路的方向。最后,在"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中国选择了一条主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实行计划生育的人口转变道路。这条道路是由时代发展特征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共同决定的。

中共中央1962年《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文件的发布,明确了党和国家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赞成态度,回答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要进行人口调控"的问题。此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人口发展具体实践,不但坚持了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要进行人口调控"的回答,并且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什么要进行人口调控"和"如何进行人口调控"进行了创造性地回答。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所形成的人口思想和人口理论,是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补充和丰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文章回顾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人口思想的演变过程。人口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因此人口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和探索中国人口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命题。建党伊始,我党领导者运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有力地驳斥了"人满为患论,将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落后的社会制度,保证了革命方向的正确性。革命成功后,党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口发展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使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人口发展思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re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a country,and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and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 behaviors determine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ll of the three factors into account.Corresponding to this consideration,the Central Commiss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lled for "striving to build resources-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a few years ago,but why the "pattern of population" was excluded from this call? Given this,the leading party group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proposed the idea of sustainable and balanced population development,which caught much research attention,and received responses from local family planning workers.How to translate a good idea into a theory,and then into practice deserves further discussion.Hence,this forum,"Why a Population-Balanced Society should be Built," brings together three scholars,Zhai Zhenwu,Li Jianmin,and Mu Guangzong who are specialized in this area,to discuss this issue in a greater detail.They have defined the concept of population-balanced development,explored feasible channels to realize such society,and pointed out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n this topic.As Professor Li points out,population-balanced development is a long-term,historical process;we should neither be too anxious for quick success,nor do nothing.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how fast we can go,but whether we are in the right direction,and step forward towards that direction.

根据科学性、全面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初步建立中国农村青年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包括结构指标、身体指标、心理指标、受教育水平、就业状况及家庭婚姻生活质量指标六大类,共有26个具体指标。这26个指标可通过精确化的统计数据、系列化的文献资料和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共同获得;并通过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对农村青少年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